读后感是指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段音乐，或者一段视频后，把具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本页是勤劳的小编给大伙儿找到的关于观后感的作文优秀4篇，欢迎参考阅读。
关键词 乐观；悲观；主观幸福感；元分析
分类号 B842.6
1 问题提出
随着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兴起，“主观幸福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根据自定标准对其生活质量做出的整体性评价（Diener，2000）。心理学对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多有研究，这些影响因素既有外部的（何冬丽，2013），也有个体自身的（温娟娟，郑雪，2011）。在探讨个体自身哪些因素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研究中，个体较为稳定的信念和认知倾向特点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陶沙，2006），而气质性乐观正是个体信念和认知系统中的重要方面。由此，我们推测气质性乐观与主观幸福感可能存在重要关系。
气质性乐观由Scheier和Carver提出（1985），指的是个体对于与自己有关的事件发展趋势及后果的信念和评价倾向，并据此编制了测量工具――生活定向测验（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LOT），后来他们（Scheier，&Carver，1994）又修订了这一工具（LOT-R），将气质性乐观看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成分，即积极的乐观倾向与消极的悲观倾向，乐观倾向是积极、正面地评价事情的发展趋势和后果，而悲观倾向则是对此报以消极、负面的评价。这两个测验是测量乐观-悲观倾向时使用最为广泛的问卷。本文的元分析即基于以LOT及LOT-R为工具的研究。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尹霞云，黎志华，2015；Diener，2000），研究者习惯将其分成两个基本成分，即生活满意度（SWL）和情感体验，前者是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认知评价，即在总体上对个人生活做出满意程度的判断；后者是指个体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方面。主观幸福感由对生活的满意、积极情感的体验和消极情感的缺乏所构成（丁新华，王极盛，2004）。本文的元分析选取采用以下工具进行测量的文献：测量认知成分（即生活满意度，SWL）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和测量情感成分的积极/消极情感量表PANAS。这两个量表均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并在国内外均得到了广泛运用。
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颇受重视，一般认为，乐观的个体比悲观的个体更可能拥有幸福的人生（Cha，2003），即更乐观的人更可能具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更多的积极情感、更少的消极情感。但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例如，You，Fung和Isaacowitz（2009）的研究以中国人为被试，测量得出乐观与积极情感的相关为一0.01。同时，一些研究用同样的量表测量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如Meevissen，Peters和Alberts（2011）的研究表明乐观与积极情感的相关为0.24，而Larson，Good和Fair（2010）的研究则测得高达0.51的相关。也有研究者采用元分析方法进行了探讨（齐晓栋，张大均，邵景进，王佳宁，龚玲，2012），发现气质性乐观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相关均达到了显著水平，但并未进一步分析乐观与悲观两个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各个成分之间分别是什么关系。既然气质性乐观更可能是由两个独立的成分（即乐观倾向和悲观倾向）构成的，那么不同的成分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是否存在不同，对主观幸福感的不同维度是否存在不同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就需要深入探讨。另外，一些调节因素可能也会影响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首先，文化差异。不同文化中的乐观-悲观倾向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差异（齐晓栋，张大均，邵景进，王佳宁，龚玲，2012；秦红芳，朴婷姬，2011）。例如，同样是You，Fung和Isaacowitz（2009）的研究，以美国人为被试的测量得出乐观与积极情感的相关为0.31，这与以中国人为被试得到的-0.01具有很大差异。其次，群体差异。目前的研究经常选取大学生作为测量对象，但不同年龄阶段中，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等的关系是否相同存在争议（温娟娟，2007），仍需验证。因此，进一步探讨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关系，同时探讨一些影响因素如何调节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十分必要。
2 方法
2.1 文献搜集
文献搜集包括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文献主要从CNKI、万方等数据库中搜索题名、关键词、摘要和主题词中包含“乐观”的研究，筛选乐观-悲观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相关的实证性文献。英文文献以“disposi-tional optimism”、“optimism”、“subjective well being”、“SWB”、“negative affect”、“positive affect”、“lifesatisfaction”等作为关键词，在以下数据库中检索：ScienceDirect、SpringerLink等，并通过“百链”进行补查，没有全文的文献通过馆际互借的方式获得。
2.2 文献筛选、编码
将所得文献通过以下标准进行筛选：（1）研究必须使用Scheier和Carver所编制或修订（包含翻译修订）的生活定向问卷（LOT或LOT-R），生活满意度量表必须是Diener等1985年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而积极/消极情感量表必须是Watson等1988年编制的测量情感成分的积极/消极情感量表（PANAS）或者单独使用了其中的某一分量表。（2）研究必须考察了乐观-悲观与主观幸福感（包括任一维度）的关系，并且直接报告了两个变量的相关。（3）文献中涉及的调查数据不能重复。（4）调查对象为各年龄段及职业的正常被试，不包括生理疾病患者（如癌症、艾滋病患者等）。对纳入文献进行编码时，为确保一致性，采用同一编码者在不同时段针对所有编码文献进行重新编码的方式进行检验。
2.3 统计分析
本研究选用CMA 2.0专业版软件进行元分析。元分析使用r作为效应值。
3 结果
3.1 文献同质性检验
按照文献筛选标准，最终获得满足元分析标准的研究有41项。其中中文文献8篇，英文文献33篇。学术论文39篇，学位论文2篇。同一编码者在不同时间段的编码基本相同，说明本研究的编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最终检索到的文献数量、所包含的独立样本数、样本量区间及涉及的被试总数、同质性检验见表1，用CMA2.0统计软件分析，Q统计显示文献间均存在异质性，可能是由于文献来源于不同国家、发表时间不同等原因。当效应值是异质时，通常采用随机模型分析方法。
3.2 主效应检验
表2是随机模型分析的结果。为了进一步比较在统计意义上乐观与悲观两个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关系有无显著差异，进行组内比较，表2表明，乐观与生活满意度及积极情感的关系显著高于悲观与两者的关系，而与消极情感的相关则没有显著差异。
另外，研究进一步检验了乐观-悲观倾向对主观幸福感的认知维度（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维度（积极/消极情感）的作用是否相同，结果表明虽然乐观与主观幸福感的认知维度的相关（r=0.41）在数值上高于与积极情感的相关（r=0.35），但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差异（Q组间=3.59，df=1，p=0.058）；悲观与认知维度的相关（r=-0.30）也稍高于与情感体验维度的相关（r=-0.23），但也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差异（Q组间=0.79，df=1，p=0.372），说明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两个成分的关系没有显著差异。
3.3 文化差异及群体差异的调节效应检验
从搜集到的文献看，悲观与积极/消极情感的文献数量较少，无法进行进一步分析。因此，以下调节效应检验不包括悲观与积极/消极情感的相关。
首先，进行不同文化背景的检验。本文中为了避免因样本较少引起的偏差，在进行文化背景比较时只选取中国和美国。结果见表3。其次，为了进一步考察大学生群体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相关程度是否与非大学生群体不同，将文献中的被试分成大学生和非大学生进行编码，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
3.4 发表偏倚检验
首先，虽然本次元分析中学位论文只有2篇，但在涉及两篇学位论文的分析中，未出版文献中乐观与生活满意度相关为0.44（k=2，N=821），出版文献中两者的相关为0.41（K=33，N=10312），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Q组间=0.24，p>0.05）；未出版文献中乐观与积极情感的相关为0.50（k=1，N=304），出版文献两者的相关为0.35（k=24，N=7478），差异也没有达到显著水平（Q组间=3.39，p>0.05），且均为未出版文献中的相关略高于已出版文献，因此可以认为本次元分析不存在显著出版偏差。其次，从元分析输出的结果看，乐观、悲观与主观幸福感的失安全系数分别为8588、1942，证明额外需要有至少1942篇以上乐观一悲观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相关无显著性的类似研究，才能否定两者间的重要关系。另外，漏斗图可以直观看出是否存在明显发表偏倚，CMA2.0软件作图，发现乐观、悲观与主观幸福感的文献漏斗图均基本对称（图1，图2）。因此，综合来看，可以认为本研究存在出版偏倚的可能性较小。
4 总结与讨论
4.1 主效应讨论
从此次元分析结果来看，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相关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两者之间具有稳定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跨文化、跨群体的一致性。其中乐观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有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情感有显著负相关，悲观则正好相反，从宏观上再次印证了乐观-悲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说明乐观的个体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有更多积极的心境，体验到更多积极的情绪体验。之所以乐观能产生高度的心理收益，是因为乐观作为一种重要的积极人格特质，能使个体更多地看到事物好的方面，积极面对现实，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和应对压力。正是这些积极力量的作用使乐观能产生积极的情绪，增加人的心理能量（付志高，刘亚，2012）。在众多研究者致力于研究如何提高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乐观-悲观倾向是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内部因素。当然，由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错综复杂，任何一种因素都不可能解释全部的变异，以后研究中仍需深入探讨包括乐观-悲观在内的多种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
在乐观-悲观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关系中可以看到，首先，乐观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关系高于悲观与幸福感各维度的关系。这说明乐观与悲观更倾向于是两个独立的维度，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提示我们，如欲加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培养其积极乐观倾向的作用可能大于消除其悲观倾向。其次，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相关并不相同，这也可以从相关研究中得到佐证，如Cha（2003）的研究中发现乐观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高于对积极/消极情感的预测作用。最后，虽然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认知因素（生活满意度）相关高于与情感体验（积极/消极情感）因素的相关，但并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这说明乐观-悲观倾向对主观幸福感各维度都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4.2 文化差异及群体差异的调节效应讨论
首先，文化差异的调节效应。元分析结果发现，中、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不同，在美国被试中得到的相关高于在中国被试中的相关。美国文化更注重个人主义，自我提升，个人目标的自我实现是社会的主旋律，个体一般可以随意地尽兴地表达“希望好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这样的想法（余欣欣，郑雪，2011），并且可以因此使个体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Carver，Scheier，&Segerstrom，2010），因此乐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更为密切；而中国属于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体在群体中的义务和责任，自我抹消是正常的，表达乐观可能反而难与其他人相处，招致消极的人际间反应（Chang，Asakawa，&Sanna，2001），降低社会支持，因此乐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较弱。
其次，群体差异的调节效应。大学生群体与非大学生群体中得到的乐观-悲观倾向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相关没有显著差异。由于大学生的取样方便，一直是心理学相关研究中常选取的调查对象，此次元分析中大学生群体也占大多数，这也曾受到研究者的质疑，本次调查说明在研究乐观一悲观倾向时选取大学生被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非大学生群体差异不显著。
【关键词】园林设计；互动性；研究
1、中国古典园林互动性文化的体现
1.1中国古典园林的意境美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博大精深，是世界造园艺术的珍宝，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来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注重意境美的塑造，如果说文学是时间的艺术，那么绘画就是空间的艺术，园林的景物既需静观，也要动观，即在行进与浏览的过程中领略欣赏，因此园林是时间与空间综合的艺术，中国古典园林的创作，比其他的园林体系更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它综合的运用各个艺术门类之间的触类旁通，并融造诗画艺术于园林艺术的结合"使得园林从总体到局部都包含着浓郁的诗性画意，也是一种意境的表现意境是中国古典诗学、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1.2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声境美
古典园林非常注重各种感官对园林的参与，包括从听觉、嗅觉、触觉等对景观品质的感知与体验，尽管人类所获得信息总量的80%是通过视觉来感知的，但是，其余20%是通过听觉、嗅觉、触觉等感官获得的信息的，这些感官对园林的参与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古典园林为了满足人们对园林艺术的全身心的充分享受，在园林的研究与设计上非常注重全方位与多视角的感受，而不是仅仅拘泥于、视觉这一单一的感观维度客观世界不仅呈现给人类纷繁的物象，也无时无刻不向人们倾诉、心声、声音对于人类身心的影响是无处不在园林中的声境美，也体现了一种互动式的园林设计，关于古典园林景观的声境美，从文学中搬入园林设计中，都是人们对声景之美的向往之情，人与景的互动之情的体现。
2、互动式园林的特点
2.1非物质园林设计的特点
互动式园林的出现也是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随着后工业化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到来，设计的基本内涵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工业社会的物质文明向后工业的非物质文明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将导致设计从有形的设计向无形的设计，从物的设计向非物的设计，从产品的设计向服务的设计，从实物产品的设计向虚拟产品设计的转变，所以相对于工业社会重视的物质设计，互动性设计它是一种注重精神意识的设计，因此可以说互动式设计具有非物质设计的特点，非物质不是物质，但它是基于物质又是超越于物质层面的一种设计方式。
2.2情感互动化特征
园林设计的情感互动非常重视与环境的结合；园林小品与环境相协调，一方面，营造和谐的环境可以吸引人的注意，另一方面，园林小品在组景点缀，空间渲染气氛增加空间感染力等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时，园林互动性设计非常重视生活的反映，空间情节源于生活的体验，目的是唤起感觉幻想和记忆，在体验中获得秩序感、场所感，在体验中审美升华获得场所精神，只有反映真实的生活片断才能激起人们情感的共鸣，很难想像一个没有生活情趣的作品会引起观众的亲切感和认同感。
3、系统的园林互动性设计
系统是指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互动式园林景观体现了一种系统论指导下的的设计观，以前的景观设计对系统的观点考虑不够，为设计而设计，系统论认为系统中孤立的元素是不存在的，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互为协同的关系，互动式园林设计要考虑到园林与环境与自然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基地历史文脉等等的关系，因此互动性设计就是对设计的功能、景观、人的各种知觉，生态等综合要素的考虑，这些要素之间存在着相关协同性的作用，彼此间互为交织相互作用，互动就是要素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依存彼此渗透开放有机结合共同发展，需要建立在整体性、统一性动态性的原则上，注重人与环境，人与园林景观之间，园林景观各类要素之间的一种理想和谐关系。
互动式园林由于充分调动了人与园林环境之间的对话，体现为一种动态的设计，它能拉近使用者与设计者之间的距离。用设计的有效手段来引导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设计对人们的最大的影响，比如以声景观设计为例，在声景设计作品中，通过声音的应用，可以很好地表达设计师的情感，而园林的使用者也可以通过听觉的感受去领会设计师的设计意图，这无疑拉近了双方之间的距离。同时，人是有情感的社会群体，设计师应当把园林作品当作人来看待，当作人类的朋友，设计师要学会从使用者的心理角度出发和考虑，而不是仅站在设计师自己的立场上考虑，设计的作品在心理上谋合人们的共同的期望，与人们很近，而不是很远。
人们的还可在具体实践中可根据人们的不同年龄段来设计不同园林，以促进人们与园林的互动性，不同的环境来设计不同类型的园林对于互动式园林设计的探讨还有各种各样的形式，除了意境声景观来促进人与景观的互动外，其它的只要是能促进人的情感互动参与的都属于互动式园林的设计，只要能打动人们情感，促进人们对景观的积极反映的设计都属于互动式设计，从大的范围来说，互动式景观设计将对人们的生活起到重要的作用。比如，互动式园林能改善城市环境，丰富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空间结构和领域关系；有益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比如涵养水源降温减噪防止水土流失吸烟滞尘等等，并且客观改善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加强环境意识，提供公众互动空间，为人际交流提供平台；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就业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体现土地资源的公有优势，总之，互动式景观设计是一种可持续的，人性化的设计方式"提供公众互动空间，为人际交流提供平台。
4、结论
园林互动性设计是一种基于物质之上，同时又超越于物质层面的一种设计方式，它表现为一种情感互动性的特征，非常重视与环境的结合，非常重视情感和记忆的融入，它是一种系统的设计方式，与自然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基地历史文脉等等的关系，最后分析了互动性园林的影响和作用。要深入研究园林互动性的相关问题，里面所涉及的研究内容是相当丰富的，由于作者的水平限制，会有许多考虑不到的地方，希望以后的研究者结合实际多做些这方面的工作。
【参考文献】
[1]陆邵明。建筑体验[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2]程志永，毛白滔。基于多感官互动的体验性城市景观形象设计[J].农业科技与信息（现代园林），2009（11）.
[3]李淑燕。古典文学与我国古典园林意境的创造[J].时代文学（上），2010（3）.
关键词：时间管理倾向；主观幸福感；大学生；相关研究
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5-0075-02
1 引言
时间管理倾向是个体对时间问题的价值观和时间行为上的倾向，同时也是时间的认知和态度，是一种结构复杂的人格结构。它由特定的时间价值观、时间控制观、时间利用观等构成。时间价值观是个体对于时间认识的观点以及态度，时间控制观是指个体对于时间的控制中的观念、态度。时间利用观是个体对于时间能效发挥的认知情况。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根据自己主观规划标准与现实生活质量所作出的总体性评价。这也是大多数衡量生活质量的一个综合性心理指标。
陕西理工学院（后称“陕理工”）地处陕西省汉中市，为边缘城市，因为受地理、交通等条件的限制，经济、教育和信息资源相对落后。陕理工的学生中农村学生占比较大，而且汉中的地域文化对大学生的成长有影响。汉中人悠闲的生活方式和不发达的经济生活，对人们在自我管理的时间方面是有影响的，与生活比较满足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是有直接关联的。因此，本研究成果可以丰富和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在陕理工中随机选取11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110份，回收有效问卷100份，问卷回收率为91.91%。
2.2研究工具
采用吉楠自编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用于测量我国大学生目前所体验到的幸福程度，该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弃系数在0.646～0.868之间，重测信度为0.864。
2.3研究方法
选用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对研究个体进行普遍式问卷调查，并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4数据处理
采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
3 数据分析
3.1陕理工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专业方向差异
表3.1结果表明，文、理科的学生在时间监控观中的设置目标一个子维度上差异显著t为-1.437（p
3.2 陕理工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表3.2结果表明，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相关，总体表明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4 讨论
本研究表明了陕南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主观幸福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理工类的学生具有更强的逻辑思维，做事情前设置一个目标，为了达到目标，自己不懈地努力，直到成功。相对的，文史类的学生知道自己毕业后就业面比较窄，受到挫折要多于理工类的学生，经常感到悲观失望。因此，文史类的学生消极情绪比较大，没有表现出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时间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能力最高，时间监控观次之，最后是时间价值感，说明了时间管理倾向对主观幸福感有很强的预测和解释作用。很多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对时间管理上的意识还比较薄弱，因而造成部分同学学习效率低下，自我幸福感处于较低状态，容易产生自卑等不良情绪，因此应给予这部分学生及时正确的心理干预，给以正确的指导，使同学们建立合理的时间管理机制，增强其幸福感指数，为今后的学习、生活、工作打下夯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黄希庭，张志杰。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的编制[J].心理学报，2001，33（4）：338-343.
关键词 主观幸福感，人格类型，人格特质，社会支持。
分类号 B844.2
1 前言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自身的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具有主观性、整体性、相对稳定性的特点[1]。作为衡量个体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的心理指标，主观幸福感受到了各领域尤其是心理学、社会学的广泛关注。研究者就各种内在、外在变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国外研究表明，人口统计学变量只能解释主观幸福感很小一部分的变异，人格因素才是主观幸福感最有力、最稳定的预测源，但人格和其他主观因素并不能解释主观幸福感的全部变异，主观幸福感还受到社会支持、生活事件等客观因素的影响[2]。因此，人格因素、外在因素如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Hotard指出，在预测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内外向性、神经质和社会支持有显著的交互作用；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可以部分或全部归因于与社会支持有较高相关的人格变量的作用[1,3]。
已有研究显示，由于主观幸福感及其与各种影响因素的关系会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个人主义文化下得到的研究结论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很可能是不适用的[4,5]。而且国内相关研究多是分别考察人格或社会支持单个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至于三者的相互关系，至今仍无研究涉及[6,7]。国外就三者关系得出的结论在集体主义文化下是否适用尚未可知。此外，由于主观幸福感本身的复杂性，国内外研究者对很多问题如神经质和内外向性对主观幸福感的相对重要性、精神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尚未达成共识[4]。本研究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人格类型和特质两个角度探讨集体主义文化下人格因素、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2 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选取330名武汉大学生为被试，获得有效被试294人。其中男生118人，女生176人；文科生96名，理科生51名，工科学生71名，农林类学生24名，医科类学生29名，艺术类学生23名，统计过程中未发现专业差异，故未做进一步分析。
2.2测量工具
2.2.1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中国版）
该问卷由Eysenck等在EPQ的基础上编制，由北京大学心理系“EPQ-RSC修订协作工作组”修订；由内外向性、神经质、精神质、社会掩饰性四个分量表构成，共有48个项目，各项目与所属量表的相关系数均在0.33~0.64之间，重测信度在0.67~0.88之间[8]。
2.2.2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该问卷由Zimet等人编制，姜乾金等人翻译；由家庭内源性支持和家庭外源性支持两个分量表和12个项目组成，采用7点计分法，两个分量表和全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87、0.85和0.88，重测信度分别为0.85、0.75和0.85[9]。
2.2.3总体幸福感量表
该量表由Fazio编制，段建华修订，共有33个项目，量表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在0.48和0.78之间，分量表与总表的相关为0.56和0.88之间，内部一致性系数男性为0.91，女性为0.95，重测信度为0.85，与焦虑量表（PEI，PSS和CHQ）的相关分别为0.41，0.40和0.10；与抑郁量表（HQ和MMPI）的相关为0.35[9]。
2.3数据处理
采用SPSS11.5对数据进行分析，主要采用了描述统计、相关分析、路径分析等方法。
3 结果与分析
3.1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状况描述
大学生总体幸福感的平均得分为109.75，显著高于总体幸福感量表的理论中值84.5，其中t（1,293）=32.99，p＜0.01。男生主观幸福感得分（M=109.8，SD=13.25）与女生主观幸福感得分（M=109.7，SD=13.08）无显著的差异t（1,293）=0.15，p＞0.05。
3.2不同人格类型、社会支持水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根据艾森克的人格类型说，参照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中国版）的学生常模，将被试分为四组：内向稳定型（粘液质）、内向不稳定型（抑郁质）、外向稳定性（多血质）、外向不稳定性（胆汁质）。然后根据社会支持的总分按Z
3.3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对不同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进行相关分析得知：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有较高的负相关，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有较高的正相关，外源性社会支持和内源性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相关，如表1所示。
使用分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人格特质、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内外向性、神经质和家庭外源性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较好的预测作用，三者可以解释总变异量的37.7%；精神质和内外向性对家庭外源性社会支持有较强的预测力，二者可以解释总变异量的10.6%，结果见表2。
根据上述结果，结合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建立人格特质、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饱和模型[1,3]。然后以饱和模型为基准模型对人格、社会支持的中介模型进行整体检验、调试，最后结果表明，调试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Q值为0.9440，W=16.54，α>0.05。说明调试后模型和饱和模型无显著的差异，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数据。
4 讨论
首先，就人格类型和社会支持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来看，研究表明，人格类型和社会支持均有显著的主效应，但二者的交互作用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即无论对何种人格类型的中国大学生来说，社会支持都有重要的作用。这与国外的相关研究结果并不相同。国外相关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内向者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对于社会关系较少或高神经质的个体来说，内外向性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有更大的影响[1,3]。这可能是文化作用的产物。根据主观幸福感的文化规范模型，在同一文化中，个体的行为方式与社会规范的符合程度决定他们的主观幸福感[10]。在关系取向明显的中国文化下，一方面，个人的内群体成员相对较少，且更容易表现出内团体偏差；另一方面，人际关系中的权利距离相对较大，更倾向于将非内团体成员视为外团体成员，表达出更多的排斥和拒绝[11,12]。此外，中国人有非常明显的他导性，对他人的看法尤其敏感，非常关注形象整饰[13]。因此，个体寻求关系的满足，对社会支持表现出普遍的依赖，不仅是文化规范的要求，而且是个人需要的要求，社会支持对各种人格的个体能够产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是中国文化的必然产物。根据已有的跨文化研究结果，关系满足是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文化变量[4]。
从路径分析的结果看，内外向性可以预测主观幸福感，但其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一定程度上以家庭外源性社会支持为中介；神经质或情绪稳定性对主观幸福感只有直接的预测作用；精神质对主观幸福感则没有直接的预测作用，但可以影响家庭外源性支持。这与Stokes[14]的结论是一致的，一方面证明了前人的理论设想，即社会支持的作用可能部分或全部归因于与社会支持有较高相关的人格变量；另一方面，也为主观幸福感的人格―情境交互作用模型提供了部分支持证据[1,3]。不同的人格特质，不仅可能导致个体对社会支持或关系的满足产生不同的体验和感受，还可能促使个体主动地或被动地寻求社会支持或关系需要的满足，这都将引起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体验[1,2]，但上述效应发生的内在机制是什么，由体验和感受的差异性所致，还是情境选择的结果，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就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而言，从四种人格类型对应的幸福感的个体差异来看，多血质个体（高外向、低神经质）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抑郁质个体（高内向、高神经质）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低。从特质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看，外向性和神经质对主观幸福感有更强的预测力。这从两个侧面证明了外向性和神经质对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性，与国内外的研究结论[5,15,16,17]均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正如艾森克所说，“幸福可称之为稳定的外向性……”[16]。这可能是由于先天气质的作用而产生的跨文化一致性，不仅已被大量的跨文化研究所证实，而且得到了进化心理学相关研究的支持[5,15,18,19]。这为主观幸福感的素质说，即快乐或不快乐的素质是先天的，是神经系统个体差异的产物，提供了间接的支持，但在未来的研究中，仍需要更多的、更直接的证据为之提供支持。
在人格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中，神经质和内外向性对主观幸福感的相对重要性也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根据研究结果，神经质可以单独解释主观幸福感的更大变异。这和已有的跨文化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即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内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的联系密切程度明显低于个人主义文化[4]。这同时验证了主观幸福感的文化常模模型和Vitterso的观点，即神经质而非内外向性是主观幸福感的更好预测源，是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的产物[4]。根据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东方文化强调情感和思想的含蓄表达，更压抑个体的情感和自主性[20]。因此，集体主义的文化规范可能正是上述主观幸福感文化差异发生的原因，探讨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价值观在人格和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可能为上述现象提供解释。
相对人格特质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而言，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力相对有限，这可能是大学生对关系需求相对较少的缘故。Rotheram和Borus发现，青年人的社会支持很少但却有高的满意感，很少表达关系需求[21]。最后，家庭外源性支持可以更好地预测主观幸福感，可能是由不同社会支持系统所提供的支持类型决定的。大学生从家庭获得了更多的工具性支持，而从家庭外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支持、情感支持和陪伴支持[21]，而对主观幸福感而言，从家庭外获得的3种支持类型的影响力更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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