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写过论文，肯定对各类论文都很熟悉吧，论文可以推广经验，交流认识。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下面是可爱的编辑给大家找到的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精选7篇），仅供借鉴。
[论文摘要]外语词汇学习中的文化盲点遍及各个层面，是学习者有效地进行词汇输入和输出的主要障碍之一。本文以《大学英语》教材为主例，就这一i’m题作一定的分析，并对问题的解决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总述
早在1921年，美国语言学家sapir就在他的《语言论》(1anguage)-书中指出，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法和信念。他认为文化可以解释为“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表达方式”。概括地讲，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则是语言的底座或环境。
在现实外语教学中，我们在要求学生掌握英语语言技能的同时，也包括要求其掌握语言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因为掌握语言技能的最终目的在于应用，而应用语言技能需具备一定的文化氛围。为此，在利用外语教材传授语言技能的同时，要对语言材料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予以重视。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了解掌握一定量的国外社会文化知识对其外语学习及应用十分必要。在教学实践中，笔者试着把文化导入教学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例如，在《大学英语·精读》第3册第4单元“ladyhermitswhoaredownbutnotout”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ifshechoosesyourdoorwayasherplacetosleep in thenight，itisasmorallyhardto turn herawayasitisalostdog．在讲解这句话时，我先问了学生们对于狗的看法。多数同学都说狗让人联想到令人厌恶的东西，如“狗腿子”、“狗仗人势”、“猪狗不如”等。于是我进一步解释说，“狗”在英美人眼中是美好的字眼。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所以英语中有这样的谚语：“everydoghashisday．”(人人皆有得意时)，还有：“youare，indeed，aluckydog．"(你真是个幸运儿)。因此，就本句来讲，赶走一条迷失的狗在西方就被认为是很残忍的。所以，简单地把文中的“lostdog”翻译成“丧家之犬”，在字面上是可以的，但我们应引导学生在文化背景方面，真正理解某些词语的文化内涵。
所谓的文化盲点，指的是在外语学习中，由于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缺乏了解和母语文化的负迁移，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偏误，甚至导致交际的失败。词汇中的文化盲点也同样，它主要由不同文化背景下母语和目的语词汇文化内涵上的差异而引起。学习者不了解目的语的文化背景知识，缺乏对所学词汇的文化意义的足够认识，加上受母语文化负迁移影响，学习者常借助于母语的一些规则作为拐棍，容易形成词汇习得中的文化障碍。
二、英语词汇习得中文化盲点存在的层面
(一)文化蕴涵的不等值性
不同文化背景下词汇的蕴涵在涵盖面上可呈现不等值性。这种不等值以英汉语言来分析，可表现为词汇信息上的增值或减损，即在一种语言中词汇所含有的意项要小于或大于另一种语言中的对应词。以《大学英语·精读》第3册第3单元“whyiteach”一文中的“clay”一词为例，汉语中，其概念意义上的对应词“黏土”在文化蕴涵上缺乏相关的联想意义。而在英语中，“clay”却有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蕴涵：“肉体、人体”。这一蕴涵源于与西方文化有关的《圣经》。根据《圣经》记载，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将生命之气吹在他的鼻孑l里，使之成了有灵气的人，这样上帝“造人”的工作就完成了。本文作者借用这一典故，把教师的工作比作上帝造物之工，同时隐含教师工作比上帝造人更伟大、神圣。有意思的是，汉文化中却常把教师的工作同“蜡烛”连在一起，因为在汉文化中，“蜡烛”有“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蕴涵，这在西方人看来同样不可理解。因此，不同的文化背景会把各自语言所包含的文化涵义加以充分联想、扩展，造成母语与目的语之间词汇涵义涵盖面上的不等值。所以．如果外语学习者缺乏对目的语文化知识的了解，也就难以体会和把握目的语词汇所衍生的文化涵义。
(二)文化蕴涵的非对应性
在不同背景下，词汇的文化涵义还更多地表现为相互之间的差别。因为这种现象有时表现为不同语言间的词汇概念意义的貌似对应而实质涵义的大相径庭，由此造成的障碍问题更为严重。例如，英语中有着大量的习语，包括谚语、成语或寓言，它们都含有丰富的英美文化知识。但是如果缺乏这方面的文化知识，就会影响对所学内容的准确理解，甚至还有可能引起误解。例如《大学英语·精读》第3册第4单元中有这样的一个句子：thiswasthelaststraw。它源于谚语itisthatlaststrawthatbreaksthecamelsback谚语的原意是指骆驼无法承受最后往它身上加的稻草而倒了下去，它往往意指在某个工作、任务、环境等变得无法忍受的最后再增加负荷。课文中指当作者了解到自己将要干的苦差事之后，又得知还要在一个女人手底下工作时．再也无法忍受的心情。如果不了解这一文化背景知识，而是从汉语民族的文化角度进行思维的话，就有可能将该句理解为“这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样就完全背离了该句的原意。
(三)文化蕴涵的零对应性
这一特性表现为不同文化背景下词汇涵义上的空缺。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些特定的词汇，在原语词汇中一定存在某种为异族文化接受者所不明白的、莫名其妙的、易于误解的东西，造成民族文化空缺，成为盲点问题。像在英汉语中都存在着不少和宗教、神话及特定历史事件有关的词汇，带有各自民族文化的烙印。对于学习者来说，很难在母语中找到与目的语对应的说法。同样，母语中的一些习语性词汇要用对应的目的语来表达也很不容易，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相互找不到位置，这就是词汇文化蕴涵的零对应性。比如：不了解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就难以理解汉俗语“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说曹操，曹操到”等习语。不对英语中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人名或地名及典故有所研究，也就无法揭示shylock、melodrama、epic、waterloo等词的深层涵义。
三、消除外语词汇习得中文化盲点的措施
词汇文化蕴涵上的盲点问题常使外语学习者在词汇习得中获得不确切的甚至是错误的信息，影响对目的语的理解尤其是深层理解，而学习者在词汇习得时一般满足于对词汇概念意义的理解，忽略或缺乏了解与之紧密相关的文化蕴涵。一旦学习材料或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涉及词的文化涵义时就不知所措或理解错位。那么，怎样才能消除外语词汇习得中的文化盲点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抓起：
(一)结合教材内容进行词汇文化蕴涵的主题性教学
《大学英语》教材中有不少单元涉及目的语文化的主题，像老人问题、社会现状、西方节日等，教师在授课时可以就不同的主题和内容分单元进行文化导入。围绕某单元的文化主题，让学生课后收集有关材料，然后在课堂上进行讨论或简略介绍相关词汇的文化蕴涵，通过比较不同文化词汇表达上的差异来内化课文中所提供的一些代表性词汇、短语，加深理解和记忆，为实际运用打下基础。例如：在《大学英语·精读》第1册第5单元，“amiserable，merrychrist．mas”一文中，“christmas，christmaseve，christmastree．santaclaus，chimney，stocking”等均是些蕴藏着丰富文化内涵的词汇，值得我们去挖掘和了解。掌握这些涉及圣诞节习俗的语义词，对正确深入地理解课文将起到很有效的作用。
(二)树立语言学习即文化学习的理念，在词汇教学中进行“文化渗透”
语言反映着文化，文化又渗透于语言之中，语言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我们在进行词汇和语篇教学时，要有意识地将文化因素渗透到语言教学的过程中，以文化讲解保证语言教学的顺利进行。也就是说，在教学中，教师不应为教词汇而教词汇，把词汇与具体的语言材料相脱离，而应充分利用教材这一词汇所依存的最好的文化语境，把词汇及与其相对应的课文紧密地结合起来。例如：在教“abrushwiththelaw”(《大学英语》第3册第1单元)一文中的法语词组“aufait”时，如能联系本文所涉及的文化背景，学生会更好地理解文中运用此词的双重意义：代替词组“befamiliarwith”避免重复；通过借用被视为“科学”、“高雅”的法语来显示叙事者良好的教育背景。
(三)广开渠道，引导学生灵活掌握词汇的文化涵义
要有效地理解和掌握词汇的文化蕴涵，消除盲点，除了课堂中进行各种文化导入及模拟输出外，课外活动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1)教师应正确引导学生阅读一些英美文学作品。例如，我们可以建议学生在课外读一些有关《圣经》的故事，因为《圣经》可谓西方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里面有许多经典故事，对了解西方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教师应鼓励学生课外多听多看英语教学节目以及英美原版电影和录像等，因为大部分电影和录像片本身就是目的语文化的某个侧面和缩影，是真实语境的体现。通过观看，学生可以了解和学到多种和目的语有关的生动的交际方法和手段，真切体会词汇在实际语境中的意义。(3)从学习外语的角度来讲，和操目的语的本族人接触是十分有益的。如有条件，应鼓励学生课外多接触外籍教师和外国留学生等，鼓励他们用英语思维和表达，这样，学生能在真实语境中学到许多生动的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从学习词汇的角度讲，也可以提高和加深对词汇涵义的理解及在不同文化氛围中灵活地运用的能力。
汉语言本科毕业论文范文示例
汉语言本科毕业论文范文：汉语短语的分类问题
一汉语短语结构类型的分析
1．1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有关汉语语法的论著对短语的分类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内部结构这两个标准来进行的，其中以内部结构为标准的分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实，汉语短语分类中的“功能说”和
“结构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叶斯丕森和布龙菲尔德理论的影响。在结构分类方面，布氏的句法结构观念似乎特别适合于汉语，因为汉语词的构成方式、短语的构成方式和句子的构成方式是那样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结构类型的分析可以直接应用于汉语每一层面上的语法单位的结构分析。短语在汉语语法单位中处于一种枢纽地位，因此，短语的结构类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词。这是汉语语法单位进行结构分析的一条捷径，发展到顶峰就是“词组本位说”。如范晓先生在《说句子成分》、《关于结构和短语》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汉语的句子结构和短语结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独词句外，句子只不过是独立的短语而已。根据这种观点，应当
是有多少种结构的短语，相应地便会有多少种结构的句子。
1．2“词组本位说”把句法结构类型和短语类型完全对应起来，即以分析短语的结构类型为基础，扩展到句子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从实际的作业上看，它也具有相当的成效。它操作起来十
二短语分类的原则
2．1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给短语分类。有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加以强调，那就是同划分任何语法单位类别一样，给短语分类也应该遵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划分出来的类别能够有效地
服务于分析。反过来说，就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只要划分出来的类别可以用来有效地说明语法规律，这个分类就应该是有效的语法分类。基于上述原则，就我们已经掌握的语言材料进行试验的结果来看，依据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进行的分类能够较好地服务于语法分析的目的，能够较好地解决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一些句法分析问题，如句法分析中的主宾类问题。用这个新的分类能够较好地说明短语作为与词一样的静态单位，其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对包括它在内的更大一级的句法结构有什么影响，而这些问题是依据结构关系分类所无法说明的。事实上，类似这种分类的观点已经有人在实际的语法分析中运用过，只不过是非自觉的罢了。比如许多学者分过“受事主语句”的特点，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意识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动作”格式和“受事—一动作”格式加以对比，而这两种格式正是从分析语义关系的角度确定的。我们不过是试图把这种零散的、不自觉地运用语义关系进行语法分析的做法当作一种理论依据加以系统化而已。
2．2我们给短语分类的标准是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当然，语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因此这里就需要给语义标准界定一个范围。如前所述，从分类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也应该是语
法分类，因为它最终是为解释语法现象或语法规律服务的。这种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不是指个别的词与词之间的具体关系，而是指某类性质的词与另一类性质的词之间的概括关系。
任何一种语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切分层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来的直接成分（immediateconstituent）之间的关系。切分层次是对结构的处理（实际上也与语义有关），而说明直接成分之间的
关系却与语义直接相联系，要想完全脱离开语义关系是不可能的。由于这种事实，再加上没有分清作为静态的备用单位的短语和作为动态的使用单位的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目前许多语法论著中对短语结构关系类型的说明实际上是把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如并列关系、补充关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主谓关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语法地位（如偏正关系）纠结在一起了。
2．3有的语法学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语和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语法单位，“其内部的词与词之间就只有单纯的语义关系，而不存在其他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十类语义关系，
见下：
Ⅰ并列：机关学校阅读欣赏
Ⅱ限定：秀丽景色大胆设想
Ⅲ补充：解释清楚热得淌汗
Ⅳ施动：风吹人住
动施：吹风住人
Ⅴ动受：展览书画维修房屋
受动：书画展览房屋维修
Ⅵ评议：应该参加能够胜任
Ⅶ同Ⅶ判断：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长小李
Ⅸ描写：衣着朴素成就辉煌Ⅹ双受：问他问题给我知识［⑤］
就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这种分类大概是第一次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短分类，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短语与句子的本质不同。我们将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探求一下语义关系的不同是如何影响短语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响包括短语在内的更大一级句法结构的。需要说明的是“歧义结构”，因为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无法确定“咬死了猎人的狗”是限定关系还是动受关系。“歧义结构”是短语脱离语境而产生的现象，在具体语境中，短语的内部关系只有一种，因此“歧义结构”对我们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没有影响。
三、验证语义标准短语分类实用性的方法
1如前所述，我们所做的语义标准分类是为了揭示短语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句法结构和句法分析产生的影响。就我们观察的结果来看，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充当句子成分时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结构的变换关系；三是如果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即成为句子时，这些句子所具有的特点。语义标准短语分类的实用性即在于此。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下面具体验证的时候，并不一定在三个方面同时进行验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能在三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这里只就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方面进行验证。验证的方法是比较，比如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不同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相同的，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不同于受动短语，但两者的结构关系；却是相同的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不同的，与此相反，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相同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广义上相同于施动短语（主席团坐着／坐着主席团），但就结构关系看却是主谓短语和动宾短语。
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择比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施动动语和受动短语来比较。倘若把这两种短语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说明一些语法现象和规律，那就证明语义标准分类是有实用价值的，因为，
如果用结构关系标准来分，它们就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主谓短语。我们希望这种比较能起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作用。比较两种事物必须以一个在外的条件为参照点，被比较的事物在这个参照点上呈现出相同或相异之处，这样的比较才有意义。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进行比较，也需要参照点。我们找到两个参照点：一是两类短语由静态的语言单位转为动态的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二是两类短语充当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下面我们分节讨论。
四两类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在结构类型中都是主谓短语，按照一般语法著作的说法，一个主谓短语具备了一定的语调或加上一定的虚词就可以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转成一个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许多语法著述都讲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事主语句，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施动短语似乎更容易直接转为自足的句子。其实不然，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言语单位进有各自的自足条件，而各自的自足条件又呈现出明显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主要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
1丁声树先生在谈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时说：“……从谓语方面看，谓语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动词，动词的前后多半有别的成分”。［⑥］这个概括当然是正确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动短语转成的言语单位
就是受事主语句，因此，我们谈受事主语句谓语方面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分析受动短语转为受事主语句（言语单位）时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的自足条件。施事主语句对谓语是否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这一要求不是强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动词作谓语，前后可以没有别的成分，如：（1）明天下午的会李校长发言。（2）我休息，他劳动。以上两例的谓语都是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而且这几个动词本身又不能带宾语，这和动词本身是不及物动词有关。
但是，汉语中的动词绝大多数是及物动词，多数施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也是由及物动词充当的。另一方面，受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则必须由及物动词充当。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句子的自足条
件完全不同。由施动（及物）短语转化而来的施事主语句，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否则尽管从结构上看主语和谓语俱备，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较下面两个例子：（3）医生们治好了他的病。
（4）＊医生们治好了。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因主语是它后面的及物动词的受事，因此，动词一般不带受事宾语仍是自足的，如：（5）他的病治好了。（6）这首诗背下来了。
2事实上，人们在理解句子时，必然会受到两种短语的不同自足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下面两个例句来证明这一点：（7）敌人打退了。（8）我们打退了。例（8）无论怎样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们”不会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尽管“敌人”也可以是“打退”的施事，但这个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语句时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们一定会把这个句子的主语理解成受事。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其主语担负着语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任务：从语法上看，一个句子必须有一个话题，即主语。假如这个话题在表层结构中没有出现，它一定被语境承担了。话题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语句的受事就是话题。从语义上看，一个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不管这个受事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说，受事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前面。及物动词的受事若不出现，它在语义上就没有着落，以施事、受事与同它们相联系的及物动词的关系而论，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这一点还可以通过“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较中看出来。“把”字引进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9）我把信写完了（不说“我把写完了”）而“被”字引进施事，在许多情况下施事可以省略，如：（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说“小王被打了”）我们认为受事主语句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语法和语义两个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为满足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不成立。又如：（11）罪犯枪毙了。（12）行刑人枪毙了。例（11）是自足的，因为它是由受动短语转成的句子；例．（12）不自足，因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如果它原本是个受动短语，那末当它
转化为句子时，动词的前边必须加上表示被动意义的虚词，如“被、给”等才合乎自足的条件。当然它也可以是施动短语，那就必须在及物动词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总之，按结构关系标准分类，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属同一类型，那末这种分类对揭示两类短语因语义关系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语法特点就没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语义关系标准把它们加以区分，就能很好地说明它们
各自不同的语法特点所产生的根源。
五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
按结构类型来说，主谓短语（包括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可以充当六大句子成分（这里仍沿用传统的称谓）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充当某一相同的成分时，由于二者的语义关系不同对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对短语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别讨论。
1作谓语
受动短语作谓语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语必须是受动短语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发出者（施事），另一方面短语内部的受事的范围也比较窄，或者由泛指代词“什么、谁”等充当，或者由遍指性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并且动词前有副词“也、都”等与之呼应。如果不是这样，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现，如：（1）他什么都不说。（2）他样样事都会做。（3）大水……，头也不抬，话也不说。在意念上，以上各句的主语都是受动短语中动作的施事。从变换式上来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语可以和短语里的受事互换而不改变句意。如：（4）什么他都不说。（5）样样事他都会做。它们可以自由变换的原因大概是这类句子的格式比较固定，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这样的格式作标志，不会把动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当然，除了上述两个条件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受动短语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如：（6）我这辆车买贵了。（7）王师傅那套西装做大了。（8）小刘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语都是施事，受动短语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的，而非周遍性词语充当的。这三句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之间具有领属和被领属关系；二是充当谓语的受动短语中的动词后面都有形容词补充成分。我们知道，描写短语作谓语时，主语和描写短语里的被描写成分之间一般情况下是领属和被领属关系，如“他性格坚强”、“李明眼圈红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对短语内部动词的要求是，必须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形容词补充成分的语义指向是短语里的受事，如例（8）的深层语义关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简说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与“李明眼圈红了”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动词后面带形容词补充成分是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刘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词补充成分换成时态或趋向补充成分，句子就觉得不够自然，如“＊小刘帽子戴过了”，“＊小刘帽子戴出去了”。如果把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调换过来就成了施动短语作谓语。施动短语作谓语时对上述要求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可有可无的，如：（9）这辆车我买贵了。—一这辆车我买了。（10）那套西装王师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装王师傅做了。施动短语作谓语，一般不受这么严格的限制，其主语一般是非生命体，在语义上是作谓语的施动短语中动词的受事（这是最常见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体。如：
（11）桌子我搬走。（12）这个人我认识。例（12）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都是生命体，可见施动短语作谓语对句子的主语和短语本身结构的要求都不严格，只要是生命体作施动短语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13）谁的孩子妈都爱。当然，这方面没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补偿”。从变换式上来看，许多施动短语作谓语，其主语又是非生命体时，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换，下面例子中右侧的句子都不成立：（14）汉语我辅导，（英语你辅导。）—一＊我汉语辅导，（你英语辅导。）（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有的施动短语作谓语，虽然主语是非生命体，但二者仍然互换，如例（9）（10）句可变换成例（6）（7）那样，这可能和二者之间具有领属关系密切相关，例（14）（15）句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之间没有领属关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换。还有一种受动短语作谓语的情况，如：（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这种受动短语作谓语和上文讲过的情况不同，其主语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动短语中的动作的施事，而是受事，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种事物，如“针、木刺”或“沙子、风”等等，在表层结构中它们都没有出现。主语和受动短语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关系，而是领属关系。正因为二者都是受事，它们之间尽管具有领属关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样互换，而且这种“O［，1］（受事）—一O［，2］（受事）—一V”句式的谓语只能是受动短语，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2作宾语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都可以作宾语，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们作宾语时，整个句子的谓语动词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点和它们作主语时对谓语的要求是一样的），即很少以动作性很强的动词作句子的谓语，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动、感觉现象或表示判断的动词来充当。因此，从总体上说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宾语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些意义类型比较特殊的动词作谓语，对两类短语有不同的选择；反过来说，正因两类短语的内部语义关系不同，才使其一可与此类动词搭配，另一个不可以与之搭配。如“进行”这个动词在意义上表示持续性活动，在语法上它是一个形式动词，本身不表示动作，真正表示动作的是它后面的动词，“进行”则在动作动词前承担表达时态的任务，并把后面的动词由谓语改变为宾语。“进行”的宾语一般是动词，而且用作宾语的动词本身下能再带宾语。有时，“进行”的宾语可以由受动短语充当，但不能由施动短语充当。如果我们按结构类型来分析，只能说有时“进行”的宾语可由主谓短语充当，这种说法掩盖了两类短语的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语法现象。下面的两个句子都是不成立的：（1）＊进行干部学习（材料）。（2）＊进行我们交流（思想）。而我们可以这样说：（3）进行社会主义建设。（4）进行思想改造。许多语法学者在研究句型时，运用设计框架的办法来验证句型的不同，这里“进行－－非名词性宾语”也构成一个框架，它是区别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各自不同的语法功能的一个标志。
．3作被限定成分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如果前面没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并对谓语动词有大体一致的要求。如果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动短语仍然可以作主语和宾语，施动短语一般不能。下面两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动短
语充当的：
（1）1984年，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2）我们必须做好机构变动中的人员调整。为什么不能换成施动短语呢？原来，施动短语既不是名词性
的，也不是动词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动短语，其动词意义比较抽象，有兼类词（兼动词名词）的倾向，如（1）（2）句中的“改革”“调整”，又如“这个村的田间管理”，“家庭领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设”等。因此，受动短语可以以其整体功能的名词性充当普通名词经常充当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动短语的这种名词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词序比较固定，因而又表现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两句的受动短语一般不能变换成相应的动受短语：（3）＊……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经济体制逐步展开。（4）＊……机构变动中的调整人员。受动短语的凝固性还表现在它可以做许多学科的术语，如“苗木定植”，“地质勘探”等等，许多刊物的名称也是这类学动短语，如“语文建设”、“汉语学习”、“哲学”研究等等⑧，这些学科术语和刊物名称一般不用施动短语或相应的动受短语来称谓。通过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两类短语的不同语义关系对其语法功能的影响。我们上面分析的语法现象，恐怕是结构分类所不能解释的，反过来却证明了语义标准分类的实用价值。可供比较的短语还很多，如动施短语和动受短语，评议短语和动作性限定短语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暂付阙如了。
附注：
①范晓《说句子成分》，载《阜阳师院学报》（社科）1983．1。《关于结构和短语》，载《中国语文》1980．3。
②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③参见申小龙《中国语法学方法论研究》，载《语文导报》1986．5。
④参见陆仁昌《关系·平面·成分－－汉语词组法试论》，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4．1－2。
⑤吕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学》，载《中国语文》1982．1。
⑥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
⑦此三例转引自徐枢《从语文、语法和语用角度谈“名（受）＋名（施）＋动”句式》，载《语法研究和探索》
（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应用型教改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改造提出的背景。
汉语言文学专业（以下简称“中文专业”）作为一个传统专业，在中国高校中设置时间比较长，办学历史悠久，文化积淀相对深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也比较稳定。国家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2003年颁布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2003》，对该专业规定开设的13门课程没有什么变化。业界几乎形成一种普遍的认知，中文专业是传统专业中底蕴最丰赡的一个学科，也是现代大学体系中最稳定的专业之一，有着其学科自身的特点及魅力。
可是，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形态，尤其是对具有较强实践应用能力的人才需求迫切。传统学科中心化的专业结构设置，将教学内容设计为一系列体系化的理论和知识谱系，教学的组织形式主要以教师为中心进行知识讲授，且讲授的知识也就作为考试考查的主要内容……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抄笔记、考试背笔记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样的教育教学模式势必导致培养能坐而论道，不能起而行之的人才。
这非常不利于学生就业。浙江大学中文系曾做过毕业生调查，有45.5%的人认为专业的社会适应性不强，需要一年以上才能适应工作环境。社会适应性不够具体表现为动手能力较差，包括无法操作办公自动化设备、对公文的写作不熟悉（18.4%的人在工作困难一栏里选择“应用性文本生疏”）等；书生气足，不懂待人接物的技巧（23.7%的人在工作困难一栏里选择“人际关系难于处理”）；在所学转为所用方面存在缺陷。有54.8%的毕业生认为中文专业缺乏鲜明的特色与可操作性，缺乏实用的技能，似乎是“万金油”，但又缺少实际工作的能力[1]。
作为兴办时间较长的中文专业，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定位为作家、文艺理论家和语言学家等专家学者的摇篮。然而，社会对专家、学者的需要毕竟是有限的。当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当中文专业由少数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举办变为更多其他类型学校的新专业以后，就必须面对培养应用性人才的问题。也正因如此，许多高校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都不同程度地尝试了对传统中文专业的改造，中文专业招生时树起了“新闻传播”、“涉外文秘”等旗号以吸引考生即是证明。
中文专业越来越无法忽视其当今就业的严峻性和大众质疑的尴尬。在如此情形下，专业应用性改造被普遍地提出来。探索最多的是兴办中文专业较晚的普通理工院校，因为在夹缝中求生存，既不能完全以传统的专业办学模式为依据，也不能照搬理工科办学模式，因此提出根据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结合学校的办学条件，立足市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思路。强调人才培养上，不仅注重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传授，更要注重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特别是独立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及高校人才培养时明确指出：“注重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这是党中央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也充分说明从知识教育向能力培养转变是高校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改造的理论依据。
对一个传统专业进行改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并不是增减几门课程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专业改造牵涉到观念的转变、教法的改良、课程的改设、实践体系的建构、教师角色的改变和能力的提升等。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改变传统观念，在教育理论指导下实现自觉，否则只能是小打小闹的局部改良而已。
1.马克思实践观为应用性改造提供了本体论基础。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学生需要通过实践，不断积累个人经验，扩大自己的认知范围，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在全部教学活动过程中，学生以内在体验的方式参与教学过程，在过程中理解自己，理解人生，理解社会，使人的精神世界受到启迪，人的生活方式得到建构，有效地促进人的发展，从而实现人的价值。马克思指出，人的劳动实践使“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2]。
教学实践活动不仅可以验证知识，重演知识产生的过程，还可以生成建构新的知识。“学生的认识主要是在实践和活动中发展起来的。认识这一规律的重要意义在于必须使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活动起来。既动脑、又动手、动口，积极参与教学过程，而不是静听、静观。这是涉及教学观念变革的一项具有根本意义的变革。”[2]大学生在丰富多样的实践形式中学习，可以有效地发挥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独立性。“我们不是以主体表象的方式来认识世界，而是作为行动者来把握、领悟我们借以发现自身的可能性。从表象转向操作，从所知转向能知，并不否认科学有助于揭示周围世界这一种常识性观点。”[2]
2.新知识观为教学实践活动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传统的学科理论学习的指导思想是学科知识论，其隐含的假设是：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用的；职业能力即知识的运用，所以知识的传授要先行，知识要有系统性、完整性，实践课是理论课的演绎和附庸。人才培养方案一般按文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含实习）分别安排在前期、中期和后期讲授。在学习过程中，先学枯燥、抽象的理论，然后开展具体的实践，对实践的理论思考在前，作为思考对象的实践在后，这脱离了职业活动的过程。
杜威强调“知行统一”和“行”的重要性，认为“如果实验科学的进步有所表明，那就是除非作为‘做’的产物，否则就没有所谓真正的知识和有效的理解”[3]。即通俗的理解：“做中学”，使我们找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本取向。
英国科学家、思想家波兰尼提出，人的知识有两种类型：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显性知识是指那些通常意义上可以运用语言、文字或符号来表达的知识，而缄默知识则是指那些平时为我们所意识不到、但却深刻影响我们行为的知识。与显性知识相比，缄默知识不能通过语言、文字或符号进行逻辑说明，往往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不能以正规的形式传递，它是一种连知识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也不能清晰地表达的知识，通过身体的感官或理性的直觉而获得，因而也不能加以批判性反思，具有明显的情景性和个体性[2]。它的获得主要不是靠读书或听课，而是需要亲身参与体验。这一新的知识观为教学实践活动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促使我们重新评价专业实践教学的价值。没有个体缄默知识的参与，没有实践，学生难以真正掌握理论知识，理解其真谛。
三、在先进理念指导下的专业应用性改造。
一个专业的改造不能仅仅是修修补补，如果这个专业还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那就应该根据社会对该专业的需求，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进行重新定位，在新定位的指导下对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教育教学的各个要素作全面的调整。
1.结合专业、学校、社会三方，明确专业定位，重造人才培养方案。
根据社会需求重新进行应用性中文专业的定位，在专业定位的基础上重造人才培养方案，是应用性中文专业改造的首要任务。在原来专业学习的基础上，拓展专业方向，寻求专业教学与市场需求的契合点，是中文专业实现应用性的基本导向，更是其在竞争中谋生存、求发展，适应社会需要的途径。
中文专业的应用性定位应该在处于学科理论与职业技能之间的专业修养层次。在遵循专业教学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建构课程体系：围绕核心能力培养设置类型课程，并使各类型课程科学组合。形成“基础+方向应用模块、非独立实践环节课程+独立实践课程”的新课程体系。即保留基本的专业基础课程体系，但适当压缩学时，增加应用性的方向课程；强化实践教学，除了在一些课程内安排实践教学环节，还设置相对集中的培养能力的独立实践课程。
除基础课外，专业课程体系相应调整为三大类课程：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专业选修课。由于各自定位的差异，实践教学也有不同的设置：不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独立实践环节课程。这样既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又能使学生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掌握相应的职业技能，实现人才的多元化培养。“现在有一种倾向，一讲‘宽口径’，就似乎本科可以不要专业了，学生什么课都选，没有一点专业归宿，恐怕也有问题。弄不好就是‘万金油’，就更是浮躁了。口径过宽，基础就不可能厚。”[4]温儒敏的这段话当然也值得我们深思。
2.培养双师型人才，打造适应专业改革的师资队伍。
教师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也是专业改革的关键。要能够按照新形势下的课程设置来开课，对于教师无疑是一大挑战。从现职教师情况看，大多具有博士、硕士学位和教授、副教授职称，但缺乏与所授课程相应的社会实践经历，对社会于中文专业人才的素质能力要求知之不详，不能充分胜任教学实践活动。教师的这一局限将成为中文专业应用性改造的短板和瓶颈。
培养双师型教师是应用性中文专业改造的关键所在，而这首先需要转变教师的观念。教师必须认识到专业改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觉、主动地适应改革的需要。其次，应采取教师轮训的方式，将教师送到将来学生就业的行业或岗位进行先行培训，或者教师与学生一起到实习基地或一些对口用人单位进行“锻炼”或“兼职”，弥补应用性能力差、与社会隔膜的缺陷。再次，鼓励教师积极参与跟专业能力培养相关的各种社会活动，这样可以使教师积累实践经验和实践案例，有利于教学和学生能力的培养。
3.围绕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进行教学方法的改良。
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能力表述为：合旨得体的言说和写作能力、自如灵动的沟通与策划能力、持续发展的学习能力等。教学的重点围绕专业核心能力培养来展开：提炼汉语言文学核心课程的理论精髓，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突出专业方向课程、选修课程的实践内涵，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如前所述，课程体系分别调整为：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专业选修课，且包含不同的实践教学内容与要求，因此要求教学方式方法相应的进行调整。
如不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鼓励老师进行课程应用性探索，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改变传统的“一言堂”讲课方式，增加师生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通过自读、自讲、撰写小论文、专题讨论等形式多样的方式，使学生在探究性学习中充分展现自身，增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必须利用实验室或者其他校内外资源，设计实训内容，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导入，学生在自行设计、处理的过程中实现目标。如“应用写作”课程中安排有八个实践课时，对“调查报告写作”一节内容，学生除调查报告写作常识要了解外，更要求从选题到设计调查提纲、设置调查问题、开展调查工作、分析整理调查资料到形成调查报告，全过程进行独立训练。在具体活动过程中学生会暴露出若干问题：如选题不当导致无法深入、提纲设计过于机械、问卷设计问题混乱、开展调查时与他人配合困难、材料整理时缺乏统计知识、不会软件操作、调查报告写作中数据使用不当、材料布局不合理、表达形式单一等，待这些问题解决时，学生所收获的就不仅仅是调查报告写作知识。独立实践环节课程，如毕业实习，通过带出去的方式，学生分散在各实习基地和自行联系的单位，近距离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流程，边学边用，既开阔了视野，又贴进了职场生活。
在教学手段上，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成果，并引导学生适当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使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得到锻炼，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给学生开列专业和非专业的参考阅读篇目，引导、指导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第二课堂”活动，成立各种以兴趣爱好为导向、紧密联系专业的社团，如文学社、话剧社、影评社等，创办自己的刊物、论坛和活动阵地，使学生通过社团活动延伸专业学习。超级秘书网
4.加强实习基地、实验室的建设，改变传统汉语言文学培养模式。
应用性人才培养主要体现在较强的工作能力上，为此，建立相对稳定的实习、实践基地，搭建学生社会实践的平台，使学生通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广泛地接触、了解和认识社会，在社会实践中增强能力。
传统的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认知：是固定资产投入最小、成本最低的轻骑兵，只要有一批教师，能招进来一批学生即可办此专业。现在适应应用性要求，在实习基地建设的同时，建立固定、便捷、完善的技能实训室，学生在跨出校门前接受比较系统的职业模拟训练显得非常必要。
学科也好，专业也好，其生命在于适应社会发展的变革。中文专业应用性改造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专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目前，这些改革的尝试仍在继续，但是尝试中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可以使改革少走弯路，而理论的指导尤为必要。
参考文献：
［1］方一新，程若旦，许玲玲“。”后二十年中文系培养毕业生情况调查与分析［J］。现代教育科学，2004（2）。
［2］张英彦。实践教学的理论基础探析［J］。科学教育研究，2006（9）。
［3］［美］约翰·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杜，2003.
［4］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近期的本科教学改革［J］。中国大学教学，2002（1）。
［5］彭巧燕。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施［J］。教育与职业，2008（24）。
［6］丁晓原。论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核心能力的培养［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6）。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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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抽取了2007级和2009级的部分学生进行调查。2007级是作为毕业生的调查样本，对2007级学生的调查是在学生毕业前夕（2011年6月3日）进行的。2009级是作为在校生的调查样本，对2009级学生的调查是在大学二年级的第二学期末（2011年6月29日）进行的。2007级共有学生93人，抽取了55个样本，有效样本55个，抽取人数占59%。2009级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共148人，抽取了110个样本，有效样本109个，抽查人数占73.6%。根据调查的需要，对两个年级分别设计了两份调查问卷，其中有些问题是相同的，目的在于比较。我们对2007级的学生设计的调查表，从10个方面调查了今年毕业生的情况，了解学生面对就业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以及他们感到自己需要加强的知识能力。对2009级的学生调查，主要了解在校生对于实践的需求以及对学院、系里组织过的实践的评介。
二、结果与分析
（一）大学毕业，学生选择工作还是继续读研究生的情况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学毕业后选择工作还是读研？笔者对2007级学生和2009级的学生分别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是，200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93人，其中考上研究生继续读硕士的只有13人，占13.9%。抽样调查的汉语言文学专业2009级109人中，打算考研的有49人，占44.9%。笔者进一步调查了2009级打算考研的学生“选择考研的原因”，49人中，选择“喜欢读书研究”的有12人，占24.5%，选择“避免就业的竞争”的有2人，占4.1%，选择“硕士比学士就业好些”的有35人，站71.4%。从调查数据不难看出2009级打算考研的学生，其根本的目的是处于就业的考虑。也可以预计，在打算考研的49人中，能有多少人能够考上研究生呢？恐怕至多一半。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后大多数人的去向是进入职场。
（二）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状况我们调查了文史学院2007级和2009级汉语言专业的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2009级的学生，在回答“你对自己现有的口语表达能力（说和讲的能力）满意吗？”这个问题时，选择“满意”的有20人，占18.3%，选择“不满意”的有89人，占81.7%。在回答“你对自己现有的文字表达能力（写各种文体文章的能力）满意吗？”这个问题时，选择“满意”的有14人，占12.8%，选择“不满意”的有95人，占87.2%。综合两个问题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到，80%以上的的学生对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不满，（这里指汉语表达）也就是说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亟待提高。调查结果明显表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口不能言、写不达意的现象比比皆是，学生的说写能力令人担忧。另一方面，学生又普遍认为，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是最需要的能力。同样，我们通过调查数据可见。2007级学生回答“你在毕业找工作中，感觉最需要的能力是什么？（可以多选）”，选择a项专业知识的有22人，选择b项口语表达能力的有38人，选择c项文字表达能力的有24人，选择d项人际交往能力的有45人。他们在回答“你在毕业找工作中，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中最需要提高和强化的能力是什么？（可以多选）”选择a项专业知识的有20人，选择b项口语表达能力的有33人，选择c项文字表达能力的有32人，选择d项人际交往能力的有31人。可见学生在寻找工作的实际中，普遍认为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重要性要高于专业知识，并且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中最需要提高和强化的是口语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应加强说和写的能力的培养。
（三）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情况毕业论文（设计）是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检验学生专业知识的重要手段，对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是学生毕业和学位资格认定的必备条件。毕业论文的质量，直接体现人才培养的质量。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的情况，笔者对2007级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于“撰写的毕业论文的内容”的调查，学生的选择是：选a项“2/3抄网上或书上的”有1人，1.8%，选b项“1/2抄网上或书上的”有5人，占9.1%，选c项“1/3抄网上或书上的”有18人，占32.7%，选d项“参阅资料，自己写作”的有31人，占56.4%。a、b两项合起来共有6人，占总数的10.9%，c、d两项合起来共有49人，占总数的89.1%。由此，我们可以说89.1%的学生的毕业论文是符合学术规范的，不是抄袭剽窃的，学生在尝试自己完成。对“你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最大困惑是什么？”的调查结果是：“不知道写什么”的有8人，占14.5%，“面对很多的材料不知道怎么用”的有30人，占54.5%，“没有自己的思想”的有17人，占30%。数据表明54.5%的学生阅读归纳、驾驭材料能力不足。30%的学生“缺少创新思想。
（四）学生对于实践的需求对“你希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形式是什么？（可以多选）”的问题调查结果是，2007级的学生希望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形式的人数依次是：实习、技能训练、第二课堂活动和其它社会实践、参观调查、毕业论文。2007级学生已经经历了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的撰写和答辩，在这两种学校集中组织实施的实践里，学生优选实习。同样的问题，我们对2009级中109名学生也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2009级的学生希望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形式的人数依次是：实习、技能训练、参观调查、第二课堂活动和其它社会实践、毕业论文。2009级是大二第二学期末，他们没有经历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的撰写和答辩，但对于这两种实践的心理期待竟然与2007级学生的选择如此相同，可见学生很看重、很需要实习这种实践形式。而且实习和技能训练这两种实践形式竟然都是排在前面的，而且次序也完全一致，可见两个年级的学生都认为这两中实践是他们最需要的。对于上面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的主要去向是进入职场。（2）由于我校学生50%以上是少数民族的学生，汉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所以，学生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较弱。（3）学生毕业论文抄袭现象不很严重，但存在驾驭材料能力不足，缺少创新思想。（4）实习是学生的首选的实践形式。
三、实践教学改革之策略
结合客观调查的资料以及情况分析，我们了解了客观存在的学生生态，阅听了学生的接受与需求，然后提出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改进之策略。
（一）以“学以致用”为目标，调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从学生的实际需求，社会的价值趋向来看，我校汉语言专业的课程设计需要考虑毕业后就进入职场的绝大部分学生，使学生通过某些课程的选修能够增加职场竞争力，“学以致用”应该不只是一种口号，应该成为普世的教学价值。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围绕“一主线”，就是以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主线，培养理论与实践、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并重的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尤其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增加一些实践性强的课程，比如现代汉语、应用文写作、演讲与口才、普通话培训等，以便学生提高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二）固本与实用联姻，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固本”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传统的课程继续保持，而且对于经典学科的教学和演练需要加强，比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小说、古今汉语等，这些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加强基于务实固本。“实用”是指固本的基础上，课程设计兼顾实用化、创意化、现代化。我校的类型属于“教学型为主的普通高校，以本科教育为主，有条件的可适当担负研究生培养任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1]，不是高职高专院校，培养岗位型、技能型人才。所以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进实践教学的规划和落实上，必须考虑学校的这一根本定位，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不能把我们的学生训练成技术工人。所以在进行实践教学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握一个原则———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并重发展观念。在具体实施中是以课程为依托，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过程，始终贯穿“能力培养”这一主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专业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学习和创新思维的开发。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举措呢？这是基于专业属性、课程特点和学生的实际而采取的办法。中文系的许多课程是人文内容，人文素养是能力形成的潜在因素。人文的高度与格局是一个人后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张高评认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毕业进入职场，的确凭借专业能力[2]；之后五年、十年，谁脱颖而出？谁能领袖群伦？谁能独挡一面？谁可平步青云？就不再是专业能力挂帅，而是人文素养决定了态度和高度。汉语言文学教学是人文素养的集散地，是创意思维的大本营，是养成美好态度，提高崇高格局的加油站。所以，我们在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时，注重理论与能力并重，避免一味强调实践而忽视了有些课程的人文功能，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读、说、写、用”。对学生这四种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首先贯穿并落实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中。比如我们的尝试，各门课程都给出相关的阅读书目，定期检查，以训练学生“读”的能力；配合要求阅读的内容安排课堂讨论，训练学生“说”的能力；布置完成课业小论文，训练学生“写”的能力；“读、说、写”综合起来，训练学生“用”的能力。“读、说、写、用”的训练要求在每门课程中教学中都有所体现，这一点我们学院已经对每位教师明确提出要求。同时在典型的课程中强化训练，做到由面到点，由分散到集中的不断强化训练。比如以写作课为代表集中训练“写”的能力，以“演讲与口才”课、“普通话培训”课集中训练“说”的能力，同时对语言类课程设计整体规划，注重“学以致用”。
（三）实践形式多样化，提高学生实践的兴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对某一事物若没有兴趣，便不会主动关注它，所以一般来说效果不会好的。比如，学生不愿意实践，不愿“读、说、写、用”，其中主要原因是学生对此不感兴趣。由于不感兴趣，即使学生从道理上明白实践的重要性，即使学校通过测评来检查学生的实践情况，学生也只会停留在应付测评，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关注、思考和研究那是不可能的。可见兴趣对人学习的重要性。怎样培养学生“读、说、写、用”的兴趣呢？基于上面的调查，根据学院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们从改进实践形式入手，通过多样化的实践形式，吸引学生参与。
1.教学实践活动与学生社团活动相结合。使学生社团的组建和活动的开展，围绕教学目标和教学实践进行。如创办文学刊物，组织文学社、演讲与口才协会，开展读书征文竞赛、写作比赛、语言艺术表演大赛、教学技能大赛等，在活动中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
2.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校内实践为主，校外实践补充。校内有针对的活动是普遍形式，但仅限于校内学生容易形成“审美疲劳”，参与的热情会逐渐降温，尤其是对于大二、大三的学生，他们对大学的新鲜感随着大学生活的熟悉，逐渐褪去，对于校园的一些活动开始无所谓或者冷漠。怎样让他们继续保持实践的热情，我们的有效办法是把他们带出校园，到社会去实践。这种做法我们已经初步见效。对于2008级我们组织了一次社会实践调查，到永宁纳家户进行语言文化调查。对于2009级学生组织了一次社会实践———“宁夏西海固文学采风”。此行学生们了解了西海固的风土人情，在宁夏师范学院听取了关于西海固文学的讲座。对此次实践，学生的看法如何？笔者跟踪调查了其中的109名学生，设计的问题是“对这次西海固文学采风的实践形式，你的看法是什么？”调查结果是：选择“好，有助于学习”的有46人，占42.2%，选择“好，有助于了解宁夏”的有46人，占42.2%，选择“好玩，对学习意义不大”的有11人，占10.1%，选择“不好，对学习意义不大”的有6人，占5.5%。合并前两项的数据，很明显地表明80%以上的学生对此次实践的看法是肯定的，只有15.6的学生是否定的。由此，我们可以说，这种实践可行。可行但是否有效呢？这又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追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学生的实践成果里找到了答案。这次实践，学生的任务是，在实践结束后每名学生撰写两篇于文章，内容与实践内容相关，文体不限。最后学生的文章，分组交给相关的教师评阅，评阅教师的普遍认为，绝大部分学生的文章有内容，有感情。我们能看到实践给学生提供的创作素材，提供了认识社会的机会。这印证了古人的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生的实践成果，很能体现其效果，而且这个效果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计目标。
3.分散实践与集中实践相结合。分散模式形式多样，自由灵活，可以是学生利用假期分散进行社会实践，也可以是学生根据自己的方向进行相关的实践，分散实习的关键在于务实，不能流于形式。集中模式是指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有组织地进行，如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形式。
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画意与禅意
王维是盛唐时期一位才华横溢的杰出诗人，他一生流传下来的诗歌有四百多首，其中山水田园诗尤为人所称道。盛唐的殷在《河岳英灵集》中评价王维的诗曰：“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成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北宋的苏轼也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1这些评价都十分精当地指出了王维诗歌富有诗情画意的特征。在描写山水田园等自然景物方面，王维有着独树一帜的造诣。无论是名山大川的壮丽雄伟，还是边疆关塞的辽阔荒远；无论是小桥流水的恬静，还是丛林古刹的幽深，他都能运用最自然、最凝练、最生动、最富于特征性的语言，点缀成一幅形象鲜明、意境深远的优美画卷。在这一幅幅画卷里，诗人的自我形象与外界景物融成一体，作者的个性与自然达到完美的契合。正如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所指出的：“恰巧南宗画创始人王维也是神韵诗的大师”，“在他身上，禅、诗、画三者可以算是一脉相贯，‘诗画是孪生姐妹’这句话用来品评他是最切不过了。”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不仅画意盎然；而且其中不少作品，尤其是后期的描写隐居终南、辋川的闲情逸致生活的诗歌，还包孕着耐人寻味的禅意，表现出一种静淡之美，这与其家庭环境的影响，社会现实的刺激，个人际遇的沉浮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试图从画意与禅意两个角度来探讨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美学价值。
一、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画意
张舜民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画墁集》卷一，《跋百之诗画》）黄庭坚说：“诗成无象之画，画出无声之诗。”（《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四，《写真自赞》）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引晁以道的诗云：“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余曰，此宋画也。”（《画禅论画》）诗画一体论的思想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的影响是很深的。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也潜移默化地渗透了他的绘画思想。他曾在《偶然作（其六）》中云：“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他不仅是一个大诗人，更是一个大画家。在画坛上他堪与北宗之祖李思训媲美2，有“文章冠世，画绝千古”之美誉。南宗画派主张诗的发想与画的发想是同一性的。王维以诗人兼画家的眼光来观察客观世界，凭着自己长期隐居于山水林壑之间对自然美的独特的敏感与对画理的娴熟运用，他别具匠心地剪取自然界中那些最有特征的水色山光来写入诗作，使其诗以色泽苍润制胜于人；并且善于把人物丰富复杂的感情融化在一幅幅优美隽永的画面上，给自然景色注入了人的气质、人的性格、人的精神，从而使他的诗形神俱佳、气韵生动，“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沧浪语）。
（一）、经营结构之美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结构上吸取了绘画技法的特点。南朝谢赫始唱的《画之六法》云：“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而“经营位置”是“画之总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画家善于把许多个别景象通过“经营位置”组合成一个整体，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也深谙此法。如《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媛。倚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整首诗犹如从一个定点拍摄出来的照片，这个定点就是“柴门外”。诗人以此为立足点，游目驰骋，广摄四旁，剪辑了寒山、秋水、落日、暮蝉、孤烟等富有季节和时间特征的景物，再剪接入诗人与裴迪两个隐士活动的特写镜头，组合成一幅墨色清淡、悠远静谧的辋川秋日黄昏图。这种经营位置的功夫是深得画理的。又如《渭川田家》，作者运用散点透视的方法描绘了一幅怡然自乐的田家晚归图，在前八句中罗列了许多农村生活中的个别迹象，看上去似乎很散乱，但是第九句中用“闲逸”二字一点，就把那些个别迹象贯串起来了，组成一幅和谐而又具体生动的完整画面。
这种带有绘画特色的结构也体现在组诗的创作上，如著名的《辋川集》二十首，作者描绘了辋川二十景，即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片、宫槐陌、临湖亭、南诧、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诧、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这二十首绝句大都清新自然，俨然入画，历历在目。若从单首的组织来看，基本上是运用焦点定视的方法，即有一个固定的审视范围并具有固定的视角，通过这一视角来切割出辋川园林别墅的某一角落入画的景象。如有的写诗人与来客泛舟到湖心亭饮酒赏荷：轻轻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临湖亭》）有的写诗人吹箫送友登岸而去的场景：吹箫临极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欹湖》）有的写独坐幽竹深处，弹琴长啸：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还有的写秋山之夕照、柳浪之倒影，宫槐之荫径，茱萸之开花、芙蓉之落红等等，无一不是取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把最入画的一景框定下来，使人口诵之而心生无限之向往。若从整体的联缀来看，又是中国画特有的散点透视的巧妙运用，即时时变动视点，不断变换视角，也就是我们在中国画中常见的面面观、步步看的观察方法，在运动中剪接不同视角所得的视觉印象，使之合为一个完整的、在总体视觉范围内的意象的大致形象基调。这二十首绝句就这样组合成一幅“山谷郁盘，云飞水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3的辋川别墅图，其园林之精巧别致，山水之清秀，境界之静美，真是爽心悦目。也难怪后世文人墨客在观赏王维的遗画《辋川图》时，多借助辋川集二十首所写内容来抒写赏玩画图之所得。如吴仲圭右丞辋川图诗4：
潇洒开元士，神图绘辋川。树深疑宅小，溪静见沙圆。
径竹分清霭，庭槐敛暮烟。此中有高卧。欹枕听飞泉。
画里诗仍好，萦回自一川。湖晴岚气爽，浪静柳阴圆。
赋咏成珠玉。经营起雾烟。当年满朝士，若个在林泉。
总之，这二十首诗，每一首都是一幅独立的精美绝伦的绘画小品，组合起来又是和谐的井然有序的园林全景，与我国古代的“通景画”十分相似，使我们不禁想起了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宋《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等绘画的构图格式，上述组诗二十首绝句的意象构筑在本质上与此是多么相近。
王维山水田园诗还在画面的空间感作了精心设计。我国古代绘画非常讲究画面布局的虚实、大小、远近、疏密、浓淡等关系的处理。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成功地运用了这些技巧。《汉江临泛》是一首融画法入诗的力作，首联“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以大泼墨手法渲染出汉江雄浑壮阔的景色，作为画幅的背景，诗人将目力所不能及之景，予以概写，收漠漠平野于纸端，纳浩浩江流于画幅，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颔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以山光水色作为画幅的远景，则亦实亦虚：前句状滔滔江水的流长邈远，后句则以苍茫山色烘托出江势的浩瀚空阔。诗人用墨甚淡，其效果却远胜于重彩浓抹的油画和色彩绚丽的水彩画。首联状众水交汇，密不间发；颔联则苍茫寥阔，疏可走马，画面上疏密相间，错综有致。接着诗人的笔墨从“天地外”收拢，由远及近，绘出眼前波澜壮阔之景：“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这两句更具浪漫主义的雄奇的夸张和想象，以虚实相间的飘逸流动的笔法形象地写出了人的视错觉（动与静的错位）造成的美感：城郭宛若是在水中央的小舟，浪拍云天，恰似天空在翩然起舞。再如《终南山》全篇以虚实结合，“以少总多”（刘勰语）、移步换形的手法，仅寥寥四十个字就描绘出偌大一座终南山的奇峰广脉之雄伟，深壑云烟之幽秀，景象变幻之瑰丽。
（二）光色映衬之美
1、丰富多样中的倾向性。马克思说：“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5美国阿恩海姆在《色彩论》中说：“色彩能有力地表达感情。……红色被认为是令人激动的，因为它使我们想到火、血和革命的涵义。绿色唤起对自然的爽快的想法，而蓝色则像水那样清凉。”6诗人总是苦心孤诣地去寻求那些富于色彩的语言，以期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强有力地感染读者的情绪。在色彩的运用上，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很好的吸取了绘画的长处。大自然的景色是丰富多彩的，诗人便采用多样化、整体化的色彩，逼真生动地展现出自然界中的形形，又用统一的基调组成完整和谐的画面，使景物跃然纸上，情态飞动。如《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诗人在勾勒景物的基础上进而着色，“红”、“绿”两个颜色字的运用，使景物鲜明怡目，给读者一幅柳暗花明的图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加上“杨柳依依”，景物宜人。着色之后再加一层渲染：深红或浅红的花瓣沾着隔夜的雨滴，色泽更加柔和可爱；雨后空气澄鲜，碧绿的柳丝笼在一片若有若无的水烟中，更婀娜迷人。经层层渲染、细致描绘，诗境自成一幅工笔重彩的国画，其整体色调偏于暖。《辋川别业》“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也与此仿佛，更妙的是诗人着一“染”与“然”（燃）字，就夸张化地浓敷出了草色绿之深，桃花红之艳，其视觉感受是极为强烈的。诗人还讲究色调的对比与映衬，如《积雨辋川作》“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水田之“绿”与飞白鹭之“白”，夏木之“青”与啭黄鹂之“黄”，比照本极鲜明，再加上“漠漠”“阴阴”两组叠字则益虚益深，为原有的固有色加上了一个条件色，就具有了很浓的装饰画的味道。还有像《新晴野望》中的“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与《春园即事》中的“开畦分白水，间柳发红桃”以及《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都注意了冷色与暖色的对比映衬，并注意到亮度转换的巧妙处理，每句的意象虽单用一种色调，两句之间又有鲜明的反差，但是这样不同颜色的两组意象的并置投射在人的视觉“荧屏”上所呈现的是“一种互相作用的复合效果”，7使意象色彩空间的构型更具张力。再如《山中》：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这幅由白石磷磷的小溪、鲜艳如火的红叶和蓊郁无边的浓翠所组成的山中冬景，色泽斑斓鲜明，而整幅画的底色倾向于苍翠。“这种写法纯用白描，靠精选的细节触发读者的联想。表面上似乎是朴素的叙述，实际上是异常生动的直觉。”8诗人敏锐的将自己的直觉印象通过色彩这一有意味的符号形式传达给读者，给读者以画意。
2、敷色点彩中的情味美。王维在色彩的运用上并不拘泥于随类赋彩的传统法则，而率先走上了传情达意的道路，使色彩情调化。他善于研究和发现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下，客观对象的某种色彩与人的某种情绪的联系，因而能通过恰当地描绘物象的色彩来渲染情绪，抒发感情，烘托意境，从而使诗的画意更耐玩味。如《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种的《萍池》：
春池深且广，会待轻舟回。靡靡绿萍合，垂杨扫复开。
萍池中轻舟回荡，归舟之后，绿萍漫慢慢合拢，忽然又被垂杨扫开。春池、绿萍、垂杨神态生动，又用了同一种色调。“绿色给人以一种真正的满足”（歌德），俄国的康定斯基也曾说：“绿完全平静和安定不动，是所有颜色中最安定的。它不向任何方向移动，没有相当于诸如欢乐、悲哀或热情的感染力。”王维此诗中的满眼绿色，有如缕缕温馨的春风清新人的头脑，荡涤了心头的几多烦躁郁闷。为了表达恬静平和的生活环境，飘渺的意态和清朗、明净的境界，王维往往采用绿、青、浅蓝、银灰、白等色调，来营造一种幽静、澄澈、空明、冲淡的氛围。如“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白石滩》）“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涟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斤竹岭》）“空谷归人少，青山背日寒。羡君栖隐处，遥望白云端”（《酬比部杨员外暮宿琴台朝跻书阁率尔见赠之作》），“言入黄花川，每逐青溪水”（《青溪》）“千里横黛色，数峰出云间”（《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及《竹里馆》《宫槐陌》《木兰柴》《欹湖》等都以青绿色为基调。
3、光影交织中的立体感。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比较讲究光影的摄入与映衬，很多诗中都反复描摹了朝晖夕阴、月光云影和松林清泉日月光晕烘托之下的折光投影。光影的巧妙编织，使画面流光溢彩，更具立体感。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皓皓月光朗照下的森森松林、淙淙流泉、苍苍山石以及蓊蓊郁郁的树影，清流的折光组成一幅韵味幽远的山水画。又如“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刑桂州》）使人看到淡淡的斜晖投射在广阔的江面，汹涌的怒潮，仿佛使得天地也为之阴暗起来。“澄波淡将夕，清月皓方间”（《泛前后》）一幅夕阳在地，微波荡漾，皓月临空，清辉照人的画面又呈现出来。类似的还有“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残雨斜日照，夕岚飞鸟还”（《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渭川田家》），“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等等，都是注意准确捕捉自然界景象瞬间的光线明暗变化，然后驱遣彩笔，绘出精美绝伦的画卷而让人心旌摇曳，叹为观止。
（三）音声律动之美
王维不仅工诗画，而且善音乐。《集异记》曾称赞他“性闲音律，妙能琵琶”。《史鉴类编》中说：“王维之作，如上林春晓，芳树微烘；百啭流莺，宫商迭奏；黄山紫塞，汉馆秦宫。芊绵伟丽于氤氲杳渺之间。真所谓有声画也。非妙于丹青者。其孰能之。矧乃辞情闲畅，音调雅驯。至今人师诵之。为楷式焉。”王世贞说他的诗“顿挫抑扬，自出宫商之表”。他精通音乐，做过大乐臣，不仅善于把音乐中的节奏美，运用到诗作中去，使其诗韵律悠扬，令人涵咏不尽；而且作为一名音乐家，他对自然景物的声响感受特别敏锐，因而他的山水田园诗常常流淌着大自然的天籁之音：鸡鸣犬吠、暮鼓晨钟、莺歌燕语、猿啼蝉噪、落叶飞花、流泉风雨、弹琴鼓瑟……多数都是极鲜活的有声画。如“月渡天河光转湿，鹊惊秋树叶频飞”（《秋思二首》）与“嫩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山居即事》），用清新含蓄而饶有韵致的笔调，写出了自然景物的细微变化和音响，令人恍然觉得每一句诗中铸造的意象刹那间都活动了起来。再如《春中田园作》：
屋中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杨，荷锄觇泉脉。
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临觞忽不御，惆怅远行客。
在这首诗中，春鸠之鸣啾，燕子之呢喃与斧伐之“坎坎”、锄觇之“锵锵”混合成一首悠扬的春天奏鸣曲；雪白耀眼的杏花纷纷扬扬，鸠歌燕舞，农人忙着整桑治水……一幅春意盎然的田园风情画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在这幅充满乡土生活气息的世俗画卷里，意象的铺排是循着音声的律动徐徐展开的，尽管整幅画面始终是淡淡的色调，然而有了鸣禽人声就变得热闹多了，使读者在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刺激中悟及“东风暗换年华”的人生哲理。这是借音响来突出渲染画面物象的动感，传达一种积极向上的健康的精神状态。而“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则是声与色相映，一个“咽”字就惟妙惟肖地模拟出流泉在嶙峋的危石间艰难穿行的幽咽之声，又与上一句“深山何处钟”所写的隐隐钟声呼应，渲染了深山丛林的幽邃与僻静。还有的如“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雀乳青苔井，鸡鸣白板扉”（《田家》），“晓钟鸣上苑，疏雨过春城”（《待储光羲不至》），“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青溪》），“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遇感化寺云兴上人山院》），“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高原》），“谷静秋泉响，岩深青霭残”（《东溪玩月》）等等，也都是借大自然的种种声息来衬托心境之恬静、闲远、平和、淡泊，恰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觉愈深。”9
（四）气韵生动之美
我国古典艺术特别是诗与画，从来强调“传神”，要求“以形写神”、“气韵生动”，与西方艺术强调对客观事物的模拟相比较，中国古代艺术更侧重于思想感情的表现。清朝唐岱的《绘事发微》认为“画山水贵于气韵。气韵者，非云烟雾霭也，是天地间之真气也。凡物，无气不生……然有气则有韵，无气则板呆矣”基于气韵说的画论认为，一幅画若没有《画之六法》中的“气韵生动”，即使它在其它五法方面无可非议，也仍然不过是出自“众工”之手的死画，而不是活画、真画。正如元杨维桢认为，画贵于传神，而不在于传形。而气韵生动则正是传神（《图画宝鉴序》），它不单是视觉官能的怡情对象或装饰性的东西，它还是陶冶人们精神，给人们带来充实性，丰富性或圆熟性，从而给人以美的印象、美的感受的一种精神性力量。作为南宗山水画开山祖师的王维，他的山水田园诗在模山范水、描画田园佳景时多于简易闲淡之间寓深远无穷之味。看似随意而写，不事雕琢；然而写得真切生动，含蓄隽永；不露斧凿之痕，却有精巧蕴藉之妙。如《归嵩山作》：
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
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迢嵩高下，归来且闭关。
整首诗景的展开很有层次，前六句可以说是一句一景，一景一画，每句中都有一个主导意象：清川、车马、流水、暮禽、荒城（古渡）、落日（秋山），在意象的频闪（同时兼有隐性声象的叠加，如车马之辘辘、流水之浅浅、暮禽之鸣叫等）映现之间，我们恍然觉得这山水禽鸟，这秋山残照都刹那间活了起来，它们简直就附着了人的性情意绪与精神气质，而不仅仅是逼真酷似。尤其是“荒”、“落”、“暮”、“秋”、“古”等极具韵味的形容词的修饰，还有“临”、“满”两个动词的妙用，使以上一系列意象的组合所形成的内蕴更具张力，这其中有凄清寥落，有安详从容，更有恬静澹泊。又如《山居秋暝》中诗人选取泉水、明月、青松、翠竹、青莲来写照个人的高洁情操，描绘浣女渔夫无忧无虑的淳朴生活的图景，蕴涵对政通人和的理想境界的憧憬。山中秋日夜晚的景色笼罩在一片薄纱似的月华下，透露出幽远清绝的气韵。
清代王士祯《艺苑卮言》中说：“人物以形模为先，气韵超乎其表；山水以气韵为主，形模寓乎其中，乃为合作。若形似无生气，神采至脱格，皆病也。”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正是以气韵来拟形模，遗貌而取神；常常在山光水色、松风月影中注入个人仰观宇宙、俯察人生、领悟生命所得的感触，堪谓“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带经堂诗话》卷三）值得人“细细熟玩”，获得审美愉悦。
二、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禅意
在我国诗歌史上，王维以“诗佛”着称，早在他生前，就有人称他为”当代诗匠，又精禅理”(苑咸《酬王维序》，《全唐文》卷一二九)。至宋代，有人明确指出，王维的写景作品，“岂直诗中有画哉”，认为他的诗中包孕着一种抽象的哲理。清人王士祯说：“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观王、裴《辋川集》及祖咏“终南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予每叹绝，以为天然不可凑泊。”10今人刘大杰先生进一步认为，王维的作品是“画笔禅理与诗情三者的组合”（《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卷）。而朱光潜则说得明白：“陶潜以后，中国诗人受佛教影响最深而成就最大的要谢灵运，王维和苏轼三人。他们的诗专说佛理的极少，但处处都流露一种禅趣。”11这都说明王维的诗歌创作与其佛教信仰和修行有着密切联系的，他的山水田园诗中尤为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
（一）禅意生成的因缘
1、家庭环境的熏染王维在《赞佛文》中称自己“以般若力，生菩提家”，其全家人均虔信佛法，茹素戒杀。王维的名字本身就深含禅机，他名维，字摩诘，连读恰为“维摩诘”。稍通佛学的人，都会知道有一部《维摩诘所说》，其中通达甚深般若智能，神通广大的维摩诘长者，是一位得到释尊称许的大居士。又此经专说般若，是禅宗的根本经典之一。王维既以维摩诘作为自己的名与字，可见他对其人的仰慕之情，又可透露出他与佛教、尤其是与禅宗的深厚缘分。其母崔氏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带发修行，并因同乡的关系，师事一代名僧大照（《宋高僧传》记为大慧）普寂禅师三十余年（大照禅师名普寂，是禅宗北宗首领神秀的弟子，神秀圆寂后，“天下好释者咸师事之”，唐中宗还特地下制“令普寂代神秀统其法众”，于是名望更高，“王公士庶竞来礼谒”，成为当时的佛教首领），一生“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往山林，志求寂静”（《请施庄为寺表》），这对事母至孝的王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环境极为清幽的蓝田辋川山居就是他为了方便母亲宴坐经行修道而购置、营建的。其弟王缙，《新唐书》记其“素奉佛，不茹荤食肉，晚节尤谨”，甚至劝说代宗皇帝李豫信佛。他在《东京大敬寺大证禅师碑》中说“缙尝官登封，因学于大照”，也是大照禅师的弟子。《王右丞集》中尚有《为舜赭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一文，可见王维与大照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王维自己也是常年素食，到晚岁就更加严格，《旧唐书》说他“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素食生活的淡安与平和，加之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中年丧妻后终身未娶，史称“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旧唐书•王维传》）岑寂的独身生活也使他的意志多少消沉了一些，惟有到林泉中寻找精神寄托；因而王维笔下的山水田园诗，就更增添了几分舒惬的雅韵与禅悟的意味。
2、时代流风的渐染禅宗始于北魏，在盛唐以后兴起，安史乱后才开始广泛流行，可能与“寒士”阶层（中小地主、庶族地主）的崛起有关。禅宗比之与道教是较为悲观的，是美好理想幻灭的产物，比较符合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个人在现实社会中被挤压、难以自我主宰的感觉。禅宗的本质是通过自省而明心见性，也就是使人挣脱现实的樊笼，从有限走向无限。正如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所说的：“从本质上看，禅是见性的方法，并指出我们挣脱桎梏走向自由的道路。由于它使我们啜饮生命的泉源，使我们摆脱一切束缚，而这些束缚是使我们有限生命时常在这个世界上受苦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禅释放出那适当而自然地藏在每个人内心的一切活力，在普通情况下，这些活力是被阻挡和歪曲因而找不到适当的活动机会的。”12被禅宗吸引的士大夫，无不处在对封建秩序既依附又疏异的矛盾心情之中，因此也极易接受禅宗的这种从不自由中寻求的精神生活方式。正如唐代另一为禅宗吸引的典型代表——白居易所言“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序洛诗》）王维也是一样不得不在对现实社会秩序的屈从下来寻求感性生活之愉悦，寻求精神生活的幸福。寻求一个可怜的而有限的“自由身”。他在理性上无力也根本无心与森严、顽固的封建秩序相抗衡。何况禅宗在理性上并不主张反叛，在感性上也并不真正主张放纵，而主张“净心”、“觉悟”。它所昭示的不触动现存秩序的自由精神，与士大夫尚存的本能的自由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合拍的。现实世界中所无法满足的，只好遁入艺术创造与审美的虚境中来弥补。于是乎，他的山水田园诗便很自然地融入“禅法”，运用直觉、暗示、联想、顿悟、感应等手段来营构自然、清幽、静谧、肃穆的诗境。使其诗语言朴素而含义深远，给读者留下了审美再创造的广阔天地，令人读后满嘴余香、咀嚼不尽。
3、社会现实的刺激与个性思想的蜕变王维的思想，以40岁左右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支持张九龄的开明政治，倾向进步，有“为苍生谋”的宏愿，这一阶段的诗作有不少反映边塞生活、歌颂游侠精神，抒发创建宏业的豪情壮志，诗歌气象雄浑，入世思想较强，充满着英雄主义气概。即使是山水诗也是气象峥嵘，意境开阔的，如《华岳》、《晓行巴峡》、《汉江临泛》等。以后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接着杨国忠专权，朝败与社会黑暗日重，王维渐生退隐之意。于是他的后半生一直处于“身心相离”而“理事”不能俱如的矛盾中，一方面，他一直在中央朝廷担任官职，虽然官位到底不很高，但也逐渐升迁；另一方面，从四十岁开始他过上了长期隐居山林的生活（以前曾在嵩山隐居过），先是在终南山，以后在蓝田辋川，两处的景色都很优美。他过着“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的亦官亦隐的生活，身在朝廷，心存山野。同时对佛教的信仰日益发展，他在山水田园诗中也就不自觉地渗入了禅的意味。特别是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惨痛遭遇后，他以“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的内疚心情，接受了责授太子中允的降职处分，在“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白发叹》）的感叹下决定皈依佛门，专以“以诵禅为事”。他后期的山水田园诗更多的是轻微淡远之音，描绘深山溪涧或寺院幽邃的作品更多了。
（二）禅意内涵的反射
众所周知，汉语言文学专业要求学习者有充足的知识储备，才能灵活思考语言的运用。但是，只有将掌握的知识灵活与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学以致用，才能凸显汉语言文学的实际作用。而且，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包含的丰富的知识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语言问题，或者提供相应的借鉴，这些都表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生活性。将汉语言文学的意境在合适的时候表达出来，结合具体的环境与背景，将文学中的语言表达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灵活性。
二、汉语言文学中语言应用于意境分析的作用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中，语言的应用于意境的分析不仅还原了作品最初的情感，而且这个探究的过程有利于学生将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结合，培养学生的情感，所以，在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过程中，语言的运用与意境的分析很有必要。
1.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语文知识素养
语言的灵魂在于精准地把握它的意思，应用到最适合它的地方，这样，才能发挥语言的作用，不然的话，语言就仅仅是文字或者句子而已。也正是对语言的灵活应用促进了对语言意境的分析，而语言意境的分析就会在无形中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促进语文综合素养的提升。比如，“冰清玉洁”这个词语通常用来形容人的品格，若用来形容一个人长得“冰清玉洁”，难免有些别扭，所以语言词语的应用必须有正确的使用对象。或者可以用“艳丽”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但若用来修饰风景，就不恰当，风景更适合用“秀丽”来形容，而一般不用来修饰人，所以，意境就是分析词语在不同语境中的应用，找到最适合的语境，才能欣赏出词语发挥的独特作用。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自然而然地就会逐渐养成习惯，在用词或者说话之前考虑它的恰当性，进行最准确的表达，以免产生歧义或者产生误会，而且精确的表达往往会使人印象深刻，便于更广泛的交流沟通。
2.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利于培养学生作品鉴赏能力
如今，社会发展越来越快，语言已不再是单纯的沟通工具，对语言的学习更可以帮助人在浮躁的时候静下心来，修身养性，促进自身素质的培养。在对汉语言文学进行品读时，需要了解的不仅是它的大概内容，还有它隐藏所没有直接表达出来的思想与意境。例如，在学习诗歌《再别康桥》时，若不静下心来细细品读，可能最后只会记住“轻轻地走，悄悄地来”，这样就无法完全理解诗歌，更应该结合作者当时的时代背景，经历，分析作者在其中蕴含的再见康桥时的眷恋与惆怅，这首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必须仔细欣赏才能在眼前浮现一副画面，才算真正理解这首诗。而且，在这个用心欣赏的过程中，学生的鉴赏能力就会逐渐提高，对其他作品的解读也将更有深度。
3.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有助于发展学生的文采
这是一个学以致用的过程，正是因为学生的鉴赏能力不断提高，文学功底也随之逐渐深厚，就会体现在日常的写作中，用词，造句更有文采，更有内涵与深度。对语言意境有自己的独特看法，能够针对不同的文学作品提出各有针对性的看法，无论是书面表达还是日常交流，都会体现出一个人对汉语言文学的深刻感悟。
三、提升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的策略探究
语言的应用与意境分析只有真正贯彻到实际学习中，才能做到掌握了汉语言文学的技巧。所以，在学习过程中，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帮助提升汉语言文学应用于意境分析。
1.强化学生朗读训练，夯实能力培养的技能
在对文章或者文学作品进行阅读时，往往出现这种情况，读完一遍之后对内容不理解，会产生不知所云的感觉，这时候，往往需要静下心来，反复阅读，文章的主题就会逐渐浮现，对文章整体就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然后，再对文章的细节进行一步步的分析。阅读并不是简单的读文章不思考，那样是徒劳的阅读。通过不断的阅读训练，学生可以去体验每个字、词的独特的作用，明白为什么不能用其他的来替代，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判断一段内容或一篇文章的意境。反复的阅读训练是为了夯实学生的基础，培养对文学阅读的耐性，这个过程需要不断地积累，不需要追求速度而忽略质量的提高。在大声朗读的过程中，有利于感情的培养，这都有利于加深对文章意境的理解。
2.加强背诵练习，为能力培养做铺垫
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背诵一些好的篇章，因为很多时候可以引用或者改写就会为文章增彩不少。背诵不是机械式的念，背诵的时候，必要地融入个人感情，就会不自觉的进入当时写作的环境下，只有投入感情，才能融入文章所要表达的意境，或者背诵的时候将自己当做故事的主人公，从另一个方面去体验文章，印象就会更为深刻，语言的应用由此变得灵活生动。一些著名的文章内容值得背诵是因为它的每一个字词都有值得推敲借鉴之处，读懂了一篇文章，就会以此类推，理解更多的作品，所以，背诵练习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背诵练习可以为语言应用提供很多借鉴，适当的时候引用某个作家的一句话就会瞬间变得“高大上”。
3.引用多媒体教学与情境教学相结合
汉语言文学是一门看上去枯燥无聊的专业，长期的课本教学难免使学生产生厌恶情绪，从而不利于语言应用能力的提升和语言意境分析的培养，所以，必要的时候，改变一下教学方式很重要，教师可以进行多媒体教学，适当地播放视频资料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的理解作品本身的意境。例如，在学习一些古文文言时，进行情境教学会极大促进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编排话剧，等等都是很好的方式。无论是多媒体教学还是情境教学，都使文字变成了活生生的画面，这种立体教学模式带动人的感官共同作用，学习印象更为深刻，感触也更大。在鲁迅先生的文章《祝福》中，通过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的矛盾，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摧残与迫害，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指出彻底反对封建的必要性。其中，有一段对祥林嫂外貌的描写十分形象生动，“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这段内容十分经典，无论是用词还是经典，若在讲课时适当加以表演，便会进一步增加学生印象。或者，在学习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时，由于话剧本身涉及较多人物，剧情复杂，如果只是看课本，很难弄明白话剧的整体思路，情节很难联系到一起，但如果观看电影或是其他影视资料，便会加深对哈姆雷特英勇形象的印象，人物关系，情节也更加清晰这样的学习更加有效。所以，转变教学模式对汉语言文学教学必不可少。
四、结语
语言文学语言的应用与意境分析不仅关乎着这个专业的发展，而且与培养学习人员素质有着密切联系，对语言的恰当运用和对文学意境的深入分析会促进人文学素养的发展，本文结合汉语言文学语言英语与意境分析的特点，分析其作用，提出了发展这一能力的策略，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为汉语言文学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