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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业、住址。（答辩人如为单位，应写明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职务、单位地址）
被答辩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业、住址。（被答辩人如为单位，应写明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职务、单位地址）
答辩人因XXXX（写明案由，即纠纷的性质）一案，进行答辩如下：
请求事项：（写明答辩所要达到的目的）
事实和理由：（写明答辩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针对原告、上诉人、申诉人，即被答辩人提出起诉、上诉、申诉所依据的事实、法律和所提出的主张陈述其不能成立的理由）
此致
XXXX人民法院
答辩人：（签名或盖章）
XXXX年XX月XX日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量刑答辩
量刑答辩制是指刑事案件的控辩双方，在对被告人的具体量刑的幅度上，控方享有量刑建议权，而辩方享有量刑答辩权。从这个定义看，量刑答辩制应包含两个内容：一是量刑的建议权，也就是求刑权，指公诉人在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犯罪性质的同时，提出较为具体量刑意见的权力，系公诉人在量刑裁判以前的某个诉讼环节，在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的基础上，依法就适用刑罚包括刑种、刑期、罚金数额和执行方式等提出建议。本质上，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二是量刑的答辩权或异议权，由辩护人、被告人针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的内容进行答辩，也：可以提出自己关于量刑的建议。量刑建议权与量刑答辩权系公诉权与辩护权的必然延伸。
司法实践中，对刑事案件被告人的量刑普遍存在不平衡性，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我国刑法在分则条文中对各罪分档过粗，而造成法定刑幅度过大；刑罚标准过于宽泛，必然导致量刑的不稳定性和不一致性。且量刑弹性条款过多，使法官难以把握。另一方面，法官自由裁量具有不稳定性。由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法官自身的素质、个人经历、专业素养、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相同或相似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及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大小的理解、判断存在较大的差异，使得量刑幅度、尺度不一的情况存在。
对于未成年被告人，由于我国立法的缺位，均是参照成年人的量刑标准在执行；未成年人又有着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量刑的弹性更大；在犯罪原因上，不仅有未成年被告人本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及家庭的原因；审理及处理宗旨是以教育挽救未成年人为主，惩罚仅仅是辅助手段，因此量刑时所考虑的因素就更多。
对未成年人犯的量刑，还有一种较特殊的状况，就是判处非监禁刑的比例较大，量刑轻缓化夹出。据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少年刑事审判庭在2003―2005年三年统计数据显示，所受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共计有347件856人，其中未成年人犯有464人；在这464人中，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单处罚金、免于刑事处罚等非监禁刑的共计187人，占未成年人犯的40．3％。从这些数据看，当然体现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量刑轻缓化的特点，以及教育挽救为主，惩罚为辅的宗旨，但怎样把握适用非监禁刑的标准，掌握好量刑的度，以更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挽救，仍然是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综上所述，对未成年人刑事一审案件在庭审中适用量刑答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以下几点思考意见。
一、对未成年刑事案件审理中适用量刑答辩的必要性
(一)意义。量刑答辩制是司法公正的体现，有利于完善和健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保障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程序上，没有经过辩论程序而直接予以判决是不合法的。量刑答辩作为对法官自由裁量制度的必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量刑裁判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量刑答辩制度的实行是给控辩双方发表量刑意见甚至进行辩论的机会，实际上增设了一个相对公开的量刑听证环节，从而提高了量刑的透明度，把量刑置于一种无形的监督下，有助于未成年被告人对自己罪行危害性的认识，和对法院判决的理解与服从，有利于改造，也充分保障了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二)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因素具有特殊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在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时，不但要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还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情节，以及犯罪后有无悔罪、个人一贯表现等情况，决定对其适用从轻还是减轻处罚，以及从轻或者减轻裁决的幅度，使判处的刑罚有利于未成年人罪犯的改过自新和健康成长。因此，全面调查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刑事处罚影响很大。
在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中，法官对案件的处罚是中立而消极的，必须经控辩双方充分陈述、辩论，在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综合情况基础上，才能做出对被告人恰当的判决，庭审中只有设立量刑答辩，才能促使控辩双方对被告人进行全面调查，将社会调查报告中所涉及的内容作为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理由来展开辩论，支撑自己的控、辩理由。法官就能从双方的意见中获取对未成年被告人全面和客观的了解，既防止了对未成年被告人一味地惩罚，又防止了轻刑化的滥用所导致的量刑不当。
另一方面，由于未成年被告人在量刑时，适用非监禁刑的情况较多，非监禁刑的适用对未成年被告人较为普遍。而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在适用缓刑条件上，它不仅仅需要被告人本人所具备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或者酌定从轻情节，比如偶犯、初犯、没有恶习、受人邀约、引诱、案发后积极退赃、认罪、悔罪态度好、被害人予以谅解等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还必须要具备应有的管教监护条件，而且管教监护条件是否具备、条件好与不好，在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上有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就有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长，为了让未成年被告人能够适用非监禁刑，而提供不实的管教条件，甚至提供一些虚假的证明，以使法官相信该未成年被告人具备相应管教条件而判决适用非监禁刑。笔者不否认家长给法院提供这些管教条件是基于积极的态度以及其为帮助未成年被告人走上正道的动机，但不一定对被告人矫治有利，由于是法院单方进行审查，仅停留在书面上，缺乏一个相互辩论的程序，这也有悖于程序公正。
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需要进行量刑答辩，这也是立法精神的体现。2002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悔罪态度较好，具备有效帮教条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未成年被告人，公诉人应当建议法院适用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二)主观恶性不深的初犯或者胁从犯、从犯；(三)被害人要求和解或者被害方有明显过错，并且请求对被告人免于刑事处罚的。”此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法庭审理时，控辩双方向法庭提出从轻判处未成年被告人管制、拘役宣告缓刑或者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等适用刑罚建议的，应当提供有关未成年被告人能够获得监护、帮教的书面材料。上述规定明确了对未成年被告人在适用非监禁刑上实行刑罚建议。笔者认为，提出刑罚建议，并向法庭提供书面材料，其最终是要
法庭采纳或确认其真实性，因此必然要适用量刑答辩。
(三)关于对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判处罚金刑的问题，一直以来对其如何体现平等性以及量刑幅度与经济状况的一致性，颇有争议。依照刑法的规定，罚金刑并未将未成年人排除在外，但对于如何适用罚金刑、如何确定罚金刑数额等，立法没有限制性规定。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只是将未成年人的罚金数额的起点与成年人相比，降低了500元(成年人是1000元)。但从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这个角度讲，在经济上是没有独立的，没有履行能力。无疑，缴纳罚金的担子就落在了其父母的身上。大多数未成年刑事案件是侵犯财产类的案件，抢劫案和盗窃案占了未成年犯罪80％以上的比例，故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罚金刑相当普遍。但审判实践中却很少考虑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财产状况，仅比照比成年被告人的罚金数额而主观判决，随意性相当大，难以体现刑罚与经济状况相统一。更严重的是，相同数额的罚金，对于经济状况不同的被告人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也就是罚金刑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适用的最大的弊端――不平等性。因为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尽相同，经济承受能力可能相差很大。同样是一万元罚金，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可能如九牛一毛，无关紧要，而对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则意味着要倾家荡产或负债累累，事实上也出现了同样犯罪情节的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对同等额的罚金刑实际感受的痛苦出现极大悬殊，这样也显失公平的。
量刑答辩制度可以从程序上解决这个问题，能纠正控辩双方只注重查清案件事实而不关心其家庭财产状况，促使控辩双方针对未成年被告人家庭经济状况收集证据，通过对罚金刑的量刑建议和辩论，让法官做出公正而合理的判决。
二、量刑答辩在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适用也是可行的
(一)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中都有关于量刑建议的内容。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对量刑建议的态度不一，如英国认为量刑权是法官的专有权力，对被告人处以何种刑罚，是法官和犯人之间的事，控方的任务只是协助法官确定量刑的事实基础而无权建议处以何种刑罚。美国则不同，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控方有量刑建议权，但量刑建议却在实践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达成辩诉交易的情况下，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往往就是最后的宣告刑。
大陆法系国家，量刑建议制度比较普遍，如在日本，一般检察官在论述指控时，对具体的量刑发表意见，这叫请求处理。“求刑”指请求量刑，一般要求有具体的刑名、刑期、金额、没收物、价格等的明示，这是日本刑事诉讼审判实践中早已被确定下来的诉讼惯例，既是检察官的权利，又是检察官的义务。而在德国，检察官在审判中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对刑罚的建议，尤其体现在其处罚令程序中。德国的处罚令程序是一种处理简单、轻微案件的简易审判程序。《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07条规定了处罚令程序，即“在系属刑事法官、陪审法庭可以不经审判以书面处罚令确定对询问的法律处分。申请应当写明要求判处的法律处分。提出了申请就是提出了公诉。”处罚令程序中的申请书要载明案件事实以及所请求裁定的刑罚种类及罚金数额。
纵观各国对量刑建议的做法，虽各具特色，但也有一些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量刑建议一般都在法庭上提出(德国的“处罚令申请”例外)；(2)控方提出的量刑建议仅仅是一种建议，不对法官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3)在法官不采纳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时，检察官不能以此为由提出上诉(我国为抗诉)。
(二)量刑建议权具有其法理依据。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诉机关在行使公诉权时，其内容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是请求法院对其的犯罪予以确认，行使的是定罪请求权；二是请求法院在确认犯罪成立的基础上，请求予以刑罚处罚，即量刑建议权(求刑权)。长期以来，公诉人在行使公诉权时，只注重行使定罪请求权，对于量刑问题完全付诸法院，而没有全面行使法律赋予的公诉权。没有量刑建议权的公诉权，是一种有缺陷的公诉权。
从立法角度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一条是关于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的条件和如何提起公诉的规定，而其中就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作为提起公诉的条件。第160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本条规定的一个方面就是法庭辩论。根据这条规定法庭辩论是在法庭审理中，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围绕犯罪事实能否认定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应负什么样的刑事责任等，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各自意见和进行互相辩论。这些法律条文为公诉人享有和行使量刑建议权、-辩护人享有量刑答辩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适用的有利条件。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在适用量刑答辩制上，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确立了强制辩护制度，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律师的出庭率高，为100％，这就为适用量刑答辩提供了程序和制度上的保障，让被告人方有足够的力量抗衡控诉方的指控。
未成年刑事案件在审判原则、程序和实体上，都具有其特殊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因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重在教育挽救。教育挽救为主的宗旨贯穿未成年刑事案件审理的始终，故法庭辩论还应涉及到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什么样的处罚对教育挽救更为有利，控辩双方的对立性和抗争性就没有普通刑事案件那样强烈，其对量刑进行答辩的目的容易得到统一，辩论的焦点也将会围绕怎样处罚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挽救最为有利，以及对被告人适用刑罚种类的理由等等，特别是在对未成年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的问题上，更能体现量刑答辩的优越性。故在“涉少”案件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对抗，对抗性的强弱服从和服务于保护少年，教育、感化、挽救少年犯罪人的共同任务。法官的地位是主导性的，其行为是积极、主动，而非消极的。故在未成年刑事案件庭审中适用量刑答辩制是有必要且可行的。
三、司法实践中量刑答辩所有在的问题以及尚需完善之处
(一)量刑答辩制度怎样在未成年人刑事“暂缓判决”制度中得以体现
“暂缓判决”制度使刑事案件的审与判相分离。这种制度的特点在于经庭审以后只能确定案件的事实及性质，在判决之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考察对于法官量刑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那么庭审中的量刑答辩似乎显得没有必要。怎样将两者作有机的结合，是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笔者个人认为，只要分清了法官自由裁量权与量刑建议权、量刑请求权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量刑答辩的意见是对法官的裁决提供一种参考意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不受量
刑答辩意见的限制，量刑答辩的意见是控辩双方对量刑的一种建议，并无法定的效力，也并不妨碍法官正确适用刑罚，对控辩双方的量刑意见，法官既可以采纳也可以拒绝。而“涉少”案件中的暂缓判决案件，由于其程序的特殊性，庭审中量刑答辩仍可进行，而且控辩双方均可对该案件是否进行暂缓判决、暂缓判决考察期满后的刑罚适用提出量刑的建议和量刑的辩论，法官可以将双方的意见作为是否对该案适用暂缓判决的参考意见，在暂缓判决的考察期结束后，法官可在综合控辩双方的意见基础上，结合暂缓判决考察期未成年被告人的具体表现作出量刑裁决。
(二)量刑的具体意见可否由辩护人在法庭上先于公诉人提出来，即量刑建议的主体是单一还是多元的问题
公诉意见中没有具体的量刑意见，在司法实践中是普遍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是担心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后，如果法官不采纳，会造成公诉人处于尴尬的处境；担心由于推行量刑建议而加大工作量；担心量刑建议会干涉审判权而引起法官的反感等等。是否公诉人没有量刑建议，辩护人的量刑辩护就没有针对性？就笔者所在法院少年庭对“涉少”案件适用量刑答辩的具体情况看，首先庭审活动是由审判长在驾驭，在公诉人没有具体提出量刑建议的时候，审判长可以要求公诉人“就具体的量刑发表意见”；如果公诉人消极对待，法庭完全可以让辩护人就具体量刑发表意见后，再征求公诉人对辩护人量刑的意见。司法实践中这种情况较为常见。因此量刑建议的主体不应仅限于公诉人，在顺序上由谁先提出都是可行的，不能因为公诉人不提量刑建议，辩护人就没有量刑辩护的机会。公诉人不提量刑建议，那是公诉人自己放弃了其具体量刑建议的行使权。从总的程序来说，检察机关在书中已载明适用的刑法条款，即使公诉人消极行使量刑建议权，辩护人的量刑意见仍然也具有针对性。
(三)控方量刑建议的具体时间
量刑建议的时间到底在何时较合理。司法实践中，有的人认为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的诉讼时间越提前，辩护方量刑辩护的机会就越多，效果就越好，因此提议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就提出量刑建议，其具体的量刑意见既可以在书中进行具体表述，也可以以书面的形式在提起公诉时就随卷移送到法院，辩护方就能尽早为被告人的量刑辩护做好充分的准备。笔者认为，量刑建议的具体时间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而灵活掌握。例如简易程序的案件，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就可以在时以书面的形式提出，而对于普通程序的案件则完全可以在庭审辩论时提出。
这样的做法与有的学者所提出的“答辩失权”制度是有相通之处的，对于答辩失权制度，有人批评道“对被告的要求过于苛刻、严厉”。笔者不以为然，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被告懈于答辩、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或者“心怀不轨”故意不答辩以期在庭审中“出奇制胜”等不正常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以这样严格的法律规定来约束被告的行为，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制约措施。再者，民诉法对原告的起诉同样也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所以说法律对原、被告双方仍然是公平的。我们在规定了答辩为被告的一项诉讼义务之后，我国新诉答程序对答辩的具体内容也应该有相应的规定。因为与起诉状一样，答辩状亦是暴露案件事实，明确争点的重要诉讼文件。原告的起诉状应该具体明确，有理有据，被告的答辩状亦应该观点鲜明，针锋相对。我们可借鉴《联邦规则》第8条第2款的规定对答辩状的要求予以明确化，该款规定，当事人应当以简短明确的措词对对方当事人提出的每一个请求作出抗辩并且自认或否认对于对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同样，如果被告的答辩状未达到法律要求的明确程度，原告也可以向法院提出请求明确陈述内容的申请。对此，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在新诉答程序中直接吸收，因为这在各国诉讼法中具有共性，不应因国界之限，而抵制对它的引进和吸收。三、有关诉答文书的修改与补充原告提交起诉状或被告作出答辩状后，如果原、被告发现新的事实或者发现遗漏了争点，或需要增加新的诉讼请求、追加新的当事人，那么原、被告对其诉答文书可以进行修改与补充吗？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可是我国的诉答程序里有关这点仍是一片空白，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诉答程序的又一疏漏。在美国普通法时期的诉答是严格禁止修改诉答文书的，但现在《联邦规则》采用发现程序后，诉答的机制发生了变化。联邦民诉规则第15条规定，当事人随时可以修改和补充诉答文书，并对修改的期间和修改后的追溯效力等作出了明文规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拟借鉴《联邦规则》第15条对我国民诉法中有关诉答文书的修改与补充这一法律空白进行填补。当事人要修改与补充诉答文书，其应该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具有是否准许的裁量决定权。具体可分为对起诉状和对答辩状的修改与补充两类。对于起诉状，若原告在起诉状送达被告之前提出申请，则法院应予以准许。若在起诉状送达被告之后才提出，法院则要酌情而定。如果原告的申请得到被告的同意，则法院予以准许。反之，则驳回申请。同时，法院在对原告的申请予以准许后，被告亦可提出申请要求合理延长答辩期间，以有充分的时间对修改与补充后的诉状进行答辩。对于答辩状，因为法律并不要求对其必须进行再答辩，所以说被告要修改与补充答辩状，可以在其送达之前进行，亦可在其送达之后进行。但是对于“送达之后”这个期限，如果一直延伸到临近开庭审理再进行，则明显不利于原告方作准备。所以说可参照美联邦民诉规则规定一定的时间限制，如《联邦规则》第15条第1款规定：如果诉答文书是不允许应答的诉答文书，并且诉讼还没列入审判日程表，则当事人可以在送达后20日内作一次修改。对诉答文书进行修改后，我们不能不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事人增加新的请求或新的当事人，那么这种修改的效力是否追溯到起诉时呢？答案在于法定时效期间内对方当事人是否接到将提出新的请求的通知。如果没有接到通知，则修改内容不能追溯到起诉时，处理新的请求和新的当事人应适用与原请求和原当事人不同的标准。在第一种情形下，如果新的请求与原来的请求属于同一诉讼原因，或者都是同一交易或事态所产生的应允许修改。（这时实际上是）法律推定对方得到通知，因为修改点与原先的诉讼文件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在第二种情形下，上述推定不能适用。新增加的当事人必须在时效期间完成之前得到某种方式的通知并且知道，如果当事人没有差错他本来会被指定为当事人的。总的说来，增加新的当事人受到严格的限制。⑧《联邦规则》对当事人修改与补充诉答文书的时间规定的过于宽泛，甚至连开庭审理阶段也允许。如《联邦规则》第15条第2款规定，在开庭审理阶段，也允许当事人为使诉答文书与证据相一致而对诉答文书进行修改。笔者认为，我国诉答程序中对诉答文书的修改与补充的期限应该限定在开庭审理之前。在我国推进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今天，及时高效、连续集中是庭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允许当事人在庭审阶段对诉答文书进行修改与补充，要么会使对方没有应对的准备而存在实质上的不公平，要么就会使诉讼拖延、不连续审理，从而不利于审判方式的改革。所以，在我国民事诉 讼还未健全起一套科学完整的诉讼机制之前，对美国诉答程序中的关于诉答文书的修改可以延伸至庭审阶段这一法律规则，不应照搬照抄，而应限定在庭审之前，从而体现出中国特色。结束语《联邦规则》中的诉答程序当然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的诉答程序如此“贫瘠”的境况下，我们还是有必要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以补己之短的。笔者在归纳研读美国诉答程序所获启示的基础上，提出了重构我国诉答程序的设想，旨在达到抛砖引玉，并引起法学界同仁对我国诉答程序进行更深入探讨的效果。注释：①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②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302页。③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④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诉答制度的重构——兼论与民事证据制度的和谐》，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4月28日。⑤李肇伟：《法理学》，台湾中兴大学1979年版，第306页；转引自程德文：《刑事证人出庭制度的问题与出路》，2009年全国诉讼法学年会论文。⑥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⑦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⑧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1.对于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答辩人即使存在过错，亦属轻微过失，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且应由作为雇主的被告 及直接侵权人被告许美丽对原告的损失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
2.关于赔偿数额，答辩人认为：
（1）误工费计算不符合客观事实，误工时间为 天，以农林牧渔业职工平均工资人民币 元/年计算为计算标准，误工费应为人民币 元。
（2）护理费用不符合客观事实，护理期限为 天，以农林牧渔业职工平均工资人民币 元/年为计算标准，护理费应为人民币 元。
（3）原告主张交通费的损失，但其提供的部份证据的真实性、与治疗之间的关联性均存在疑问，故答辩人对此不予认可。
（4）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人民币 元/天，计算 天共人民币 元。
（5）营养费数额偏高，应为人民币 元。
（6）残疾赔偿金数额过高，原告为农村居民，故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民币 元/年为计算标准，伤残九级十级，残疾赔偿金应为人民币 元。
（7）精神损失抚慰金数额过高，可由法院依法裁决。
综上，原告向答辩人主张损害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其对答辩人的诉求。即使答辩人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亦属轻微过失；且主张的部分赔偿项目及金额欠缺理据，故恳请贵院酌情考量本人的答辩意见并依法作出裁判。
人民法院
签署时间： 年 月 日
答辩人：
附：答辩书副本 份；
证据材料 份
答辩人：李，男，汉族，19xx年x月 x日出生，现住。
答辩人因与上诉人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xx市分公司、被告人王之间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提出答辩意见如下：
一、上诉人质疑答辩人误工费没有任何依据。
答辩人在一审期间提交了《xx市劳动合同》证明合同约定答辩人工资为每月15000元，也提供了用人单位工商营业执照证明用人单位合法身份，根据我国司法惯例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上诉人对答辩人的举证只是表示怀疑，却不能提出任何反证推翻答辩人的举证，因此这种所谓质疑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根据我国司法实践，只有在受害人不能举证其收入状况的特殊情况下才是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上诉人完全无视《解释》的明文规定，显然是一种企图逃避足额赔偿责任的行为。
二、原审法院的判决合法有效。
原审法院虽然没有完全支持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但是对其直接财产损失基本予以了支持，符合《解释》规定和《xx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谈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精神，实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依法予以维持。
上诉人认为停车费110元不属于直接财产损失，对于有私家车的当事人而言，停车费毫无疑问是因为交通事故而直接增加的费用，上诉人不可能要求答辩人有车不开而必须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出租车。
至于交通强制险的赔付分为医疗限额与死亡赔偿限额，在司法实践中只适用于投保人不承担交通事故责任的情形。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因此上诉人须在交通强制险的限额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第三者责任险予以承担。无论是交通强制险还是第三者责任险，上诉人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上诉人的辩解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保险公司存在的价值，就在于能够转移投保人的赔偿风险，保险公司生存的前提也就在于能够后起到风险转移作用。可是，投保人发生保险事项后，作为保险公司的上诉人不是快速理赔从而赢得潜在客户的信赖，而是滥用诉权和上诉权制造理赔的障碍，不仅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利益，也损害了上诉人的社会声誉和商业利益。一个轻易挑起诉讼的公司，是一个缺乏社会责任和商业道德的利益集团，频繁陷入诉讼所导致的是“损人不利己”的恶果。
综上所述，本案上诉人提出的要求改判的理由不成立不成立，建议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xx市xx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
二零xx年x月x日
1.答辩人认为，作为搬运工地提升架的承揽人并不需要有相关资质，故原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向答辩人主张赔偿无事实依据。
2.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所述发包人应限于仅指《民法典》中建设工程合同关系或与建设工程合同类似的合同关系中的发包人。
因建设工程事务中，若施工承包方无相关资质则劳动者遭受意外伤害的风险将剧增，故司法解释以保护劳动者权益为考量而有此规定。但若对发包人的定义进行任意扩张解释，将大多数普通、简单的承揽合同关系中的定做人都归类为发包人，则会不当的对定做人苛以重责，不符合社会经济生活实践，亦有违民法公平之原则。
故答辩人认为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
民事答辩状
答辩人：(填写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
住所：
法定代表人： 职务：电话：
委托代理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性别：年龄：工作单位：职务：电话：
被答辩人：
住所：
法定代表人：职务：电话：
答辩人于____年___月___日收到贵院转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因______合同纠纷一案的《应诉通知书》和《民事起诉状》副本及有关材料，现就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提出答辩意见如下：
(答辩事由)
三、(答辩要点和具体理由)
此致北京市χχ人民法院答辩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名章)：
年 月 日
附：本答辩状副本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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