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理论论文（11篇）

新闻学是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的一门科学。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本文是www.1mi.net勤劳的小编阿青给大伙儿分享的11篇新闻学论文的相关范文，仅供借鉴，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

新闻学论文 篇一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3、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page_break]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曾发表文章，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注释：

[1]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2]罗文辉。精确新闻报道[M].正中书局

[3]杰克·海顿。怎样当好新闻记者[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4]楼坚。新新闻主义的复活[J].新闻大学（冬季号），1995

[5]王雄。新闻报道和写作的新纬度[J].江苏社会科学，1998

[6]TomWolfe.TheNewJournalism[M].Harper＆Row，Publishers，1973

[7]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A].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8]马玉田。艺术真实十题[C].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

[9]赵浩生。漫画美国青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0]钱广华。现代西方哲学评析[J].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

[11]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2]詹姆斯·阿伦森。新闻采访和写作[Z].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1980

[13]威廉·梅茨。怎样写新闻——从导语到结尾[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新闻学论文 篇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70年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为数很少；知之者中，对此持轻率态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那是“照抄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是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第二，内容“肤浅”、“庞杂”。偏见和麻木使中国的新闻学如此轻视自己的历史，这在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是少见的。久而久之，年轻一代的新闻学研究者能够面向世界，却几乎忘掉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历史足迹。但是，时间无法消灭过去。处在中国文化氛围内的新闻学，只有了解自己从何处来，才可能真正知道往何处去，特别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当今，用历史的观念观照新闻学，对以往重新评价，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

新闻学从启蒙到创立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风、兼听天下、通达民隐、教化蚁民等等一整套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以及使国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报。16世纪以来的现代新闻学观念，对封闭的中国来说，是海外妖言。邸报的钦定性质，使任何读者都必须把它视为神圣和永远没有错误。因而，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论（1842年）中就不无讽刺地说：“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这种报刊的原型好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存在了。”（1）同样基于这种对中国“报刊”性质的准确认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亵渎邸报列入了“大逆罪”。

显然，现代新闻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和创立，从逻辑上看，是纯粹的“西化”过程。但在强大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面前，这个过程的开始，却几乎表现为“东化”。这种“东化”，从最早的几家外国传教士办的中文期刊的发刊词（上个世纪10--30年代）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传教士们谙练孔孟之道，满口“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穷至事物之理焉”；“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达的西方新闻学观念，则淹没在这类中国传统的说教里了。这个时期，中国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态笼罩着，统治者对几本期刊在大陆的传播，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意。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形势改观了。当中国的文人们还没有清醒过来的时候，马克思对中国已经看得很透了，他写道：“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如果说马克思讲的“旧中国”是指清王朝，那么他的预见是天才的；如果他同时也理解为旧中国的传统和黄色文明的迅速解体，那么他就太性急了。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立足的艰难过程，足以说明这一点。

朦胧地意识到中国古老的交往体制面临危机的，首先是一些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文人。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他们向西方寻求现代新闻学的观念，撰写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着手创办国人自己的现代报纸，以尝试自强御侮的新方法。图强意识和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唤起了新闻学的启蒙。但是，这种启蒙还必须依赖于天朝心态这根思想支柱。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尽管可以用许多赞美的词汇描述西方新闻事业的发达和交往的开放，但却都把这些视为“仿于中国之邸抄”（汪康年），“抑亦乡校之遗意也”（王韬），“窃取我中国作誓作诰之遗意，以为传檄露布之先声也”（陈衍）。“西学原本中国考”之类的文字，在早期国人所写的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中，几乎篇篇要加以重复。传统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在新闻学启蒙中显然居支配地位；为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的一系列“国事”服务，始终是新闻学启蒙的主旋律。在这一总体环境中，即使感到需要发出“危言”，也得以承认“同治中兴”为前提。郑观应的著名论文《日报》（上、下两篇），便是这样囊入他的《盛世危言》的。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早期鼓吹新闻学启蒙的梁启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着眼点。在其“新民说”的新观念下，他摒弃了泰西报纸中国源的旧论（虽然有些含糊），而认为现代报纸与中国的古代采风和邸报性质不同，并为启蒙中的中国新闻学提供了言论出版自由、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新内容，设计了一套通过现代报纸改造国民素质的方案。从新闻学的“东化”到梁启超喊出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梁启超只是一位中国新闻学史上的过渡人物。在他那里，新闻学始终不是“学”，而是“术”；现代报纸和通讯社，只是服务于其政治理想的“器”，一种现代化的新“器”。在他考证报刊史资料时，可以心平气和地讲出邸报与现代报刊的性质差别，而一轮到他宣传自己的报纸作用时，便又把断烂朝报搬出来打动人心：“中国邸报视万国之报纸，皆为先辈，姑无置论。......”（4）即使摆脱了天朝心态，这时的政治依然要求新闻学服务于它的一时需要。梁启超在回忆往事时这样作了结论：“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5）。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会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解决的。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袁世凯和蒋介石两大强权的时空地带，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对这一时期，不少论著反复谈及“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口号，却忽视了“自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相当多的论著把注意力集中到五四是否全盘反传统和西化、中化的论题上，却没有着意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朽建树；近年的一些论著所重视的五四风云人物几乎是一致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等，但都忘掉了蔡元培--这位具有中国式的温良恭俭让风度、推崇古希腊精神的美育、倡导希伯来平等意识的五四风云人物。

正是五四时期强烈的自由意识，打破了古老中国学术的大一统和一元化，开启了一个兼容并蓄的学术多元化时代，成就了蔡元培“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论”的志愿，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等一系列独立的学科和各种学派。中国的新闻学经过40年的启蒙之后，也顺利地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宣告了自己的独立存在。由于它缺乏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根基，与其他学科相比，在中国的独立存在更为困难。只有五四时期，新闻学具有完全独立的品格。

随着救亡运动的再次兴起和持续，政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新闻学的主旋律，甚至与之合一。中国的新闻学何以会如此命蹇时乖？它如何以独立的品格重新自立于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林？在此，历史的回顾和分析是必要的。

“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是在具体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商品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基本上是空白，或者完全“东化”了。

西方传教士们创办的现代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是从中国的历史环境角度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上古时代的太史采风、谤木谏鼓之类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的《资政新篇》，是国人最早论证现代报纸意义的文献，它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大大小小29条改革建议，显示出这位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农民领袖的敏锐眼光。其中第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并非没有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末官方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于洪仁？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下）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禅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扁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将见直道复行于天下矣”。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完全相同。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本身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均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也”（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传统的“重民”、“民本”思想贯穿其中。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下）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证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象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确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看，这里的语态显然都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退，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6）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7）《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刚刚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刊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侮、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报章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侮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和义务。

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表现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写道：“抑今日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于是乎报馆之责任愈益重”。（8）广大的政治胸怀和昂扬的政治热情，使新闻学的启蒙者们（主要是维新派）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9）怪不得梁启超要高呼“中国各报馆万岁！中国万岁！”（10）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新闻学在国人看来，类似于文论诗话，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在王韬、郑观应、陈炽那里，新闻学只是作为“术”而被部分接受。他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拥护中国的传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郑观应），“形而上者谓之道，修道之谓教，......亘千万世而不容或变者也”（陈炽），等等，表达有异，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在维新派的新闻学启蒙者那里，他们虽然几乎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里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想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一致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因此，现代新闻学与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的差异，远没有被揭示出来。就象刚学会外语的人，总要在心里把外国话译成本国语后才能讲出来一样，翻译本身亦是一种“东化”。

例如西方词汇里的“发言”、“表达”、“嘴巴”、“机关报”等等，总是与一定的主体相连的，不带有被动意味。只在特指一些人或机构，专为别人当喇叭而没有独立意识时，才使用相当于中文“喉舌”一词的概念，如Sprachrohr(德，喉舌)、Mundstock(德，传声筒)、mouthpiece(英，代言人)，等等。也许缺乏与西方相应的词汇，当梁启超在中国第一次将“喉舌”用于比喻现代报纸作用时，即使他很清楚这个“喉舌”不同于西方的代言人或传声筒，但它在中国读者头脑中闪现的只能是本国现实和历史中相应的喉舌模式。何况，梁启超自己对此也是模糊的。“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11）“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12）这里的“喉舌”与政治相联系，是古代“王之喉舌”简单的反向运用，颇有革命色彩，却未能跳出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在百日维新失败后，转而思考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向国人提供了一系列现代新闻学观念。然而，这些观念被模糊和销蚀掉了与儒家传统绝对不相容的成分。就在他最集中论证这些新观念的文章里，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13）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的“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的主张；（14）现代舆论理论，为他教练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思想依据。（15）

梁启超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带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脱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无论如何，这些新闻学的启蒙者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们有关新闻学的论文，不论带有多少中国的传统色彩，毕竟是创造性的。正是通过这些文章，现代新闻学的大部分观念被简单地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梁启超，他那带着感情的笔端所流淌的一系列西方新闻学观点，构成了新闻学启蒙和新闻学创立之间的必要的思想环节。

自由意识和新闻学的创立

隋唐以来，将文人的绝大部分招纳入政，一向是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体系的一部分，致使中国的文人以仕途为唯一理想归宿，自由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并且多视为叛逆。因而，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往往只发生在官僚文人阶层（严格地说，中国只有文人，没有知识分子）。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的历史局限，也在于此。只有严复在维新运动高涨时讲过几天“自由为体”，但很快连“自由”一词也不提了，他所译密尔《论自由》一书，出版时改成了《群己权界论》。梁启超对现代自由的理解，竟是“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减”（16）如果说他们缺少些什么，那就是个体的心灵自由。他们作为洋务派或维新派整体的代言人，其思想是自由的，因而可以激扬文字，讲出一番泰西报纸如何的宏论；而一旦实现个体心灵自由的条件具备了，他们反而要求退回去。于是，五四“新青年”接替了昔日的“少年中国之少年”，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辛亥革命的胜利，袁世凯的垮台，昔日仕途的废除，西方文化的刺激，给新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从未有的心灵的解放。他们不象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年--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五四新文化，其特点若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即在于它补充了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个体自由意识。若没有这种补充，新闻学也许将永远以启蒙的形式被固定在“国事”的卵翼下。“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17）这便是五四新青年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五四时期政治文化领域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阐发的一系列与新闻学有关的政治自由理论，实际上为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传播铺平了道路。这些论证无一不与人的自我觉醒相关。陈独秀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学术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学术依附于政治。他痛切陈词：“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18）“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李大钊对个体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同样流注笔端。他写道：“自由之价值与生命有同一之贵重，甚或远在生命以上。”（20）“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原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21）

在下面三个问题上，五四时期普遍而强烈的自由意识，在陈独秀、李大钊的论证中表现出思想认识的深刻性。

第一，对言论思想自由的认识。在他们那里，言论思想自由早已不是梁启超式的宣传口号，而是进行了理性思考的问题。陈独秀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22）“谋个性之发展也“。（23）李大钊也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24）“此与文化进步最有关系者也。”（25）

鉴于这个认识的基本前提，他们都主张言论和思想（不是行动）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对言论和思想的强力压制。李大钊写道：“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柔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26）陈独秀也认为：“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27）这种对思想言论兼容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们编辑的报刊上。《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对反对意见，不论能够接受与否，只要不是谩骂，均留有一栏之地。陈独秀把它称为“讨论自由之自由权”。（28）

或许会有人说，难道言论思想自由就不要法律了吗？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思考超出了一般的庸俗之见。他指出：“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基于这种强烈的反省意识，他认为：“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29）他对中国文化的“静”的特点看得很透，因而用西方文化的“动”，对“静”进行了一次冲击。从自身的现在跳出来，站在将来的位置反观自身，永远认为现在需要改变，这种在西方新教传统下才可能有的意识，出现在中国五四新青年中，实在是一大进步。言论思想自由在这里不再纠缠是否允许讲某些话，而是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对比一下马克思的论述，能够更清晰地看到陈独秀的论证与西方文化的联系。马克思写道：“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30）显然，二者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只是，马克思用这个观点批评普鲁士政府对舆论的钳制；陈独秀则要用这个观点唤起人民认识不具备自身反省机制的中国传统文化。

或许还会有人说，难道诽谤、泄密的言论也自由吗？李大钊作了回答。问题在于除了诽谤、泄密的明条法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制定限制言论思想自由的法律。他痛切外感到，“世界出版最不自由之国，首推中国及俄罗斯”，从而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及其他几个国家的宪法经验十分重视。李大钊指出：“吾以为关于出版，绝不可施行检阅制度，除犯诽谤罪及泄露秘密罪有明条外，概不受法律之限制，仿各国以严禁检阅制度揭于宪法明文中为宜也。盖是非以辨析而愈明。果其是也，固当使人得是以明非；即其非也，亦当使人得非以察是。”（31）显然，李大钊努力要人们扭转中国传统法制的观念，不要总想着如何用法制限制自由，而要改变思路，考虑宪法如何保障不制定限制自由的法律。在此20年前，郑观应首次提出“善订报馆章程”的朦胧认识，到李大钊这里，这种认识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和完全现代化了。

第二，对自由政治（民主主义）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李大钊多次对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庸俗化理解进行了辩正。许多刚刚接受民主观念的人，常常将自由政治简单地看作“少数服从多数”，并且从这种粗陋的认识导出凡多数人统治合理的结论。李大钊则指出：”愚尝论之，多数政治与自由政治不同。”（32）自由政治的精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公同的认可。”（33）“意谓少数之公认，非迫于多数之强力，乃发于自由之信念，其服从非服从多数势力之自身，乃服从表示公认之方法。”“使多数者挟其意志之总计以制少数，使之意志之一致，愚敢断其徒劳而无功。”（34）他赞同“舆论政治”、“民声政治”这类尊重多数人意见的概念，但一再强调：“切不可由此遽以断定真正平民政治（即民主政治。翻译的差异。--引者注）的基础，亦在多数之强力。”（35）

在这场多数政治与自由政治的论战中，李大钊的视点依然是人的心灵自由。如果在多数人的势力和少数人的理性之间选择，他宁可站在后者一边。基于这种立场，他赞同密尔（旧释穆勒）的观点，写道：“穆勒著《自由》一书，于言论自由之理，阐发尤为尽致。综其要旨，乃在谓‘凡在思想言行之域，以众同而禁一异者，无所往而合于公理。其权力之所出，无论其为国会，其为政府，用之如是，皆为悖逆。......’。”（36）“专恃强力的政治，不论其权在于一人，抑在于多数，终不能压服少数怀异者的意思”。（37）在李大钊看来，衡量自由政治的实现程度，不在于看多数人是否享有自由，而在于看少数持不同思想者是否不受压制，因为多数本身已经给予了自己自由。

对比同一时期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的论述，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李大钊的这个认识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卢森堡写道：“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38）李大钊与卢森堡的思路显然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更学理一些，后者具有直接现实的意义（对俄国十月革命后意识形态政策的批评）。在五四以前的中国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中，象李大钊这样的“自由信念”，是绝不会出现的。

第三，对党见舆论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论证颇为出色，其要点是区分党见与舆论，反对将党见与舆论完全视为一物。他写道：“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39）陈独秀本人是有鲜明“党见”的，并且很热心于政治。他提出区分党见与舆论时，谈的虽然是宪政，实际上这一认识贯穿《新青年》前期的整个活动，它使学术研究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并非不过问），促进了各学科在兼容的氛围里得以创建和发展。即使论战中包含一定党见，也绝无后来人们用“两条路线斗争”观察的那样剑拔弩张，而是客客气气，称兄道弟，学术研究高于党见。“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40）

陈独秀、李大钊的以上论述，对新闻学的创立而言，实际上构成了它的理论基础。这些思想认识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那里，便具体表现为这样一个办学方针：“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41）为培养学生的自由意识，他到校后第一次演说，便要求学生摒弃旧传统的仕途之路，“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便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被蔡元培从《晨报》编辑部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的，同时他还是校长室秘书。若只有五四时期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和追求内心自由的新思潮，而无蔡元培对新闻学的热心提倡，依当时新闻学在国人眼里的不足道地位，恐怕中国新闻学的历史就没有那么长了。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对中国新闻学的贡献，不亚于陈独秀、李大钊在新闻学基础理论方面所做的创造性工作。

1918年10月14日晚8时，在北京沙滩那座蜚声中外的红楼三层，由蔡元培发起组织、徐宝璜帮助筹建的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宣布成立。它“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蔡元培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凡事先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之后。”中国的报纸，“全持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是出新闻学之意也。”成立大会上，徐宝璜作了题为”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的报告。李大钊也到会讲了话。研究会的两位导师是徐宝璜和邵飘萍。1919年2月，蔡元培当选为会长，徐宝璜当选为副会长。研究会还出版《新闻周刊》。

五四以后，中国新一代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如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高尚德，杨晦等，都曾是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作为会员的毛泽东，在研究会听了半年的新闻学课，他当时对学术研究的认识，反映了五四一代青年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写道：“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我们当以一己之心思，居中活动，如月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42）新闻学研究的响应者和倡导者在认知方向上的一致，使得新闻学的创立极为顺利，没有发生任何学术论战。这看来是好事，但也潜藏着新闻学经不起摔打的天生弱点。

就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前后，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在《东方杂志》连载。第二年，该著的第四稿成书出版，书名《新闻学》。几乎同时，任白涛在日本写完了他的《应用新闻学》（1922年出版）第一稿。“几未，学潮勃发，踉跄回归，是为吾书出版之一大顿挫，--在蹉跎复蹉跎中，频频造成与吾书以新生命--易稿--之机会。”（任白涛自序）显然，尽管任白涛没有处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他的新闻学著作同样受到了五四文化精神的强大影响。王拱璧在该书的成书上、胡适在该书的出版上予以了关注。

蔡元培称徐宝璜的书“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43）王拱璧称任白涛的书是“中国新闻学的头生儿”。（44）孰先孰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的强烈的个体自由意识，使中国新闻学在启蒙以后，没有无限期地等待，获得了一次独立生存的天赐良机。

“以新闻为本位”

中国新闻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创立，其意义在于，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五四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创立时期的新闻学代表作，主要是以下五部：北方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18--1919年的讲稿，1923年修改后成书出版）和《新闻学总论》（1924年出版）；南方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6年初完成，1927年出版）。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五四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埠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在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一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内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经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资料看，五四时期中国北难的新闻学者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圣贤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象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来说，摆脱政治的旋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和通讯社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说：“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乃新闻纸之重要职务”。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拱璧为《应用新闻学》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报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为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惟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事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指专司采访的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尽管在以后的时代里，动荡的世界政治不断地使这一转变趋势中断，以致很多人摒弃了这种认识，然而，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显然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新青年》在五四时期政治与学术保持距离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新闻学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觉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45）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计有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46）这些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显然，梁启超的“天职”指政治义务，而非职业革命。

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那里，从事新闻工作和从事政治是有区别的。他们的“天职”之说，认识上已颇有西方新教“天职”（德Beruf,英calling）的意味（在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终身使命）。（47）请看徐宝璜：“新闻纸之职务甚重。新闻事业，为神圣事业；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在政府固为不智，然新闻纸即因此畏首畏尾，置职务于不尽，亦为不可。盖为舆论殉，为正谊殉，本为光荣之事”。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在任白涛那里被归结为这样两句话：“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再看戈公振：“为争绝对的言论自由，应先有一种强固的职业结合。纵报馆之主持者以营业关系，不得不屈服于非法干涉之下；而自主笔至访员，为尊重一己职业计，则不必低首下心，同一步骤。果全体认为有采某种行动之必要者，则全体一致进行，宁为玉碎，无为瓦全，......拥护言论自由，室亦国民之天职也。”

如果作一比较，马克思当年作为《新莱茵报》主编时所持的观念，与他们很相象。他特殊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但在谈到一般意义上的报刊时，立即回到了职业使命的意识上，指出：“报刊按其使命（Beruf）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48）从这方面看，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已具有相当强烈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中国人的民族责任感，使他们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感，使他们要求新闻与政治分开。至少在学理上，他们的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自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

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些。经过一番历史考证之后，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但一切事物，其最初所定之目的，未必完全不变，有时且发生预期以外之结果；且其作用之特色著明时，往往误认为原质之特色。不过作用之特色，并非永远不变，乃附带而生者。故恒存之特色，不能不加以承认。”从这种认识出发，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或许有人会说，五四时期的新闻学者们不也在呐喊代表舆论、制造舆论吗？的确，徐宝璜为新闻纸之职务开列的六项中，第二、三项便是“代表舆论”和“创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与新闻学启蒙者的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徐宝璜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代为发表之。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创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阅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目光”。只有第三点与以往的“制造舆论”有相似之处，且加了许多限制。可以看出，无论“代表舆论”还是“创造舆论”，徐宝璜都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这种表达。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谓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哭泣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音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有架子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音机器”的说法讲得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呼唤，而是五四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如果能够理解他们的话，那么就不应过于责难（用“阶级斗争”批判）他们对官报和党派机关报的厌恶，也不要指望在他们的著作里会有很多当今作为政治术语流行的“舆论监督”（有，但不多，是从新闻职业角度谈的）。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

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的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范畴。他在《实际应用新闻学》里还谈及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写道：“政治新闻与社会新闻，特方面之不同，其价值并无差异。若扩充社会之意义言之，则政治亦社会中所具现象之一。社会可以包括政治，政治不能包括社会，可见范围之孰大孰小。故推测人群进化之趋势，将来殆只有社会问题而无所谓政治问题。”如果说圣西门预见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可以被恩格斯称为“天才的远大眼光”（49）的话，那么，并非社会学家的邵飘萍能够预见到未来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新闻将包容政治问题和政治新闻，至少够得上思想深邃吧！

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工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五四新思潮能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为病夫也。”（50）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同样出于对人类精神交往的关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珍视言论出版自由，容不得任何对“天职”的横蛮干涉。例如关于新闻与法律，邵飘萍的主张是：“余个人颇觉，关于新闻纸之特别法为不可少。惟必须由新闻界联合一致，以要求立法机关制成保护之法。庶几新闻事业之地位，可以益臻于巩固。既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侵凌，更不受司法机关引用刑律之蹂躏，则言论界之尊严，方为一般社会所认识”。戈公振的主张与李大钊五四时期的看法相同，他分析说：“我国宪法应仿美国先例，以绝对自由条文，明白规定于宪法中，删去言论自由项下‘非依法律不得限制’，而加入‘人民言论出版自由不得以法律限制’一项。夫所谓绝对自由者，非绝对不受法律之制裁也，实不受专为言论出版而设之法律之制裁耳。”显然，仅仅是论证的角度不同，造成了相反的意见，从中可以感觉到的是他们共同的要求尊重新闻工作规律的愿望，以及对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

我们不妨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按照传统的认识，这不过是照搬照抄西方或者说：“西化”。其实，直到五四时期，中国的新闻学才从“东化”转向”西化“。但这时用简单的“东化”、“西化”无论如何说明不了问题。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应当理解为一种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表现为两种文化的渐进的交流和影响。新闻学创立者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留学美国，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英、德、日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都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中国本没有新闻学，如果仅仅因为中国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来自西方而责难它照搬照抄，无异于在孩子出生之前窒死他。问题在于，中国的新闻学是否做到了蔡元培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所讲的，总结“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从而“归纳之而印证学理”。通览初创的五部新闻学著作，除任白涛的“中国特色”稍嫌不足外（因为他在日本写的），其他四部都完全做到了现代新闻学原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新闻工作实践的融会贯通，其结构设计和论证形式都是中国式的（正名、起承转合等等），绝大部分例证也都是中国新闻工作（包括作者本人）中已发生的，每部著作在新闻学的一个领域构成了独立的结构体系。他们从外部汲取了足够的有关新闻学的信息，以我为主，俯视一切，充满自信地进行着创造。

具体说来，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仅一万余字，提及的参考书和文件（中国的不计）就有英、德、日三种文字，22部（件）。整篇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

就系统的新闻学著作的结构体系而言，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先进之列。对英文版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中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成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无一见也。本书虽仍不完备，然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则皆为有系统之说明；而讨论新闻纸之性质与其任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上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并不过份。《新闻学》虽然仅六、七万言，但从理论到实践，从业务到经营，包括前辈国人从未论及的通讯社，都有所论证，自成体系，做的确是开创性工作。特别是从心理学角度对新闻价值的分析，相当出色。看来，对中国新闻学当时在世界新闻学的地位，蔡元培1919年的看法是公正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日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51）

不少人认为五四是中国文化的断裂，但至少对新闻学来说，是裂而不断。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象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带有学究式考证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商品化生产的讨论，等等。然而，在他们的著作里依然留下了新闻学启蒙者的某些认识痕迹。例如徐宝璜的《新闻学》开篇引证松本君平（他把新闻学看作政治学的一部分）的话，对报纸政治作用的描述显然有夸大的成分；新闻纸职能中“提倡道德”一项，也显然是中国伦理化社会的产物。即使在倡导新闻学的蔡元培那里，当他为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题字时，也免不了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清议”传统，写道：“飘萍先生立德立功立言”。

最近的一些文章，责备五四缺少对“毕先生”（business)的重视，这在总体评价上也许有道理，但对新闻学来说，重视新闻生产的商品化，却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商品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新闻事业的独立地位与它的经营形式几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在他们当时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经过近几十年对“毕先生”的讨伐，在人们的选择性记忆里已经被筛掉了。不仅如此，整个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在人们的记忆里还留下多少呢？

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可以视为五四时期新闻学的终结。就在这部著作的最后几行，作者对世界新闻事业进行了三点预测：一、“日趋于平民化”，即信息日益为最广泛的大众所普遍享受。二、“日趋于艺术化”，即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日益都要作为科学供人们研究。三、“日趋于世界化”，即新闻事业日益推动世界文化的形成。当然，新闻事业本身亦即这一文化的组成部分。“准斯三者，以观往来，测将来，则于报学，思过半矣。”从现在的眼光看，这是天才之见。然而，它被埋没了，一种无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自豪感埋没了它。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现代新闻学是对现代新闻事业的形而上的思考，而现代新闻事业产生于15世纪开始的世界交往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商品经济要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52）的本性，大大刺激了新闻事业的迅速崛起和新闻学的诞生。然而，中国是在大炮的威胁下被迫纳入世界交往体系的，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并不植根于自身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的内心自由和个性发展的环境，中国新闻学诞生了。尽管这是一种中西方文化融会的产物，且有创立者自身丰富的中国新闻工作实践为依据，但日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所发生的作用，却几乎等同于在沙漠中布道。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现代报刊的主题，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辛亥革命以后的报刊，在失去政治斗争目标后，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对问题作了一些分析，指出：学以为仕的传统仍在起作用，许多人视报纸为做官的“过渡宝筏”；一些文人玩政治，投机心切；军人政客利用报纸，混淆舆论视听，等等。但他与学术同行们一样，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稳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商品经济的历史炼狱。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著名新闻记者的血，在中国唤起的是新的政治上的觉醒，而不是新的对新闻学理的倾心；中国多数新闻从业者从中领悟的不是抗争，而是新的禁忌。现代形式下的传统舆论控制观念体系，几乎没有声响地吞没了独立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当救亡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时，从事思想启蒙的一代新青年们，面临着道路的选择。经过了许多尝试，陈独秀、李大钊等曾给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提供基础理论的风云人物，接受了既有乐观的远大理想和具体的改造方案，又有革命的战斗精神和严格的组织原则的思想理论--马列主义。他们来不及对以往的思想启蒙进行从容思考，迅速从学理研究转入了纯粹的政治斗争。中国新闻学的四位创立者中三位早逝，如果在选择道路的时候他们都在世，根据各人已有的思想发展趋势，邵飘萍和戈公振也许会最终接受马列主义，而投入救亡和革命运动；徐宝璜也许会和任白涛一样，在中国新的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夹缝中，继续从事新闻学研究和教学。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其学术良心大多要求保持超然和独立，但不得不依附于国民党而生存。这一时期（1949年以前），他们出版了二、三百部新闻学著作。尽管他们的工作产生的影响很小，但就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积极的肯定。

随着中国政治出现新的两军对垒，具有独立品格的新闻学消失了，新闻学的主题在一个新的认识层次上由政治统帅了。如果用一句话表达这以后的新闻学的主题的特点，那就是向忠发1930年讲的“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53）许多很新鲜的关于新闻学的概念，都源出于这一看起来颇为简单的定论。新闻学主题的转变，其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的政治斗争，另外还有更深层的传统文化因素、中国新闻事业与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错位因素等等。这里无法展开，只就五四时期的新闻学观念转变到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一些过程特点，作一分析。

承接五四和新的革命斗争时期的李大钊，其思想变化很能说明新闻学主题转变的特点。李大钊对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是很关心的，他先后参加过1918年和1922年北京大学两个新闻团体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在1922年北大记者同志会上，他说：“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这些看法，与新闻学者们关于新闻纸主要职能的认识，大体是相同的。

1924年，李大钊就路透社驻中国分社播发孙中山逝世的假新闻一事，发表了一篇短文《新闻的侵略》。他把问题提到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新闻侵略”的高度，以“各国中从无许外人在内地自由传播消息的事（俄国便是一例）”为根据，要求“根本取缔外国利用通讯社在国内各地宣传”。他还指出：路透社为此造谣的成就，一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在这里，他看问题的视角已完全脱离了新闻学领域，而进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领域，其民族气概和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清晰可见。

路透社获知孙中山逝世的假消息，不经调查而立即播发，其政治上的幸灾乐祸的心情，显然在起主要作用。若从新闻学角度看问题，新闻机构所发的消息被证实为假后，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是不可能的，除非它准备自己损害自己的声誉。另外，若尊重事实的话，外人在西方主要国家能够自由传播一般性新闻是常规，而苏维埃俄国为防止帝国主义的颠覆禁止外人自由传播消息，则是例外。李大钊把事实的主次颠倒了。这里完全没有责难之意，旨在说明，当两军对垒的时候，新闻学常识需得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即使智者也在所难免。

为了解决中国社会危亡的巨大问题，五四新青年中一部分追求实效的中坚力量，找到了“根本解决”问题的马列主义。这一理论中关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政党建设等等行之有效的内容，仅就改变中国幼稚腐败的新闻事业的状况而言，它们也比什么新闻学原理显得更强有力。在这种情形下，学究式的吹毛求疵是无人理睬的，问题一开始就要求新闻学在阶级斗争中选择服务于哪一方。于是新闻学愈来愈成为政治理论的一部分，所有新闻活动纳入了阶级分析的取景框里。中国共产党人所写的新闻学论文，以这种崭新的理论为武器，使五四新闻学改变了模样，其基本观点和推理过程就如下面一段话（1933年）：“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的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互相攻击。”（54）在上面观点的基础上，下面的结论亦是很自然的（1946年）：“决没有一个报纸是没有一定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背景的；决没有一个报纸是不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政治斗争的武器的。”（55）

辩证唯物主义从苏联传入后，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成为分析新闻学原理的另一有力武器。它从认识论上给五四新闻学一个下马威，并与阶级分析方法相结合，简单而有力地否定了当年戈公振的某些研究成果，其高度的自信，很实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开中国报界新纪元”的气魄。这种分析和推理就如下面一段话（1943年）：“唯心论者对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的本源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性质说’。最早的‘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谓‘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56）

除了批判地接受“五个W”、记者实地踏查等技术性观点，以及对外从政治上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外，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学基本上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从事政治宣传的经验总结。这种宣传的指导思想，直接受到列宁、斯大林关于党性、组织作用等等论述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并没有给中国带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而只带来了并不完整的列宁以及斯大林关于党报工作的论述。从现有的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有关文件和新闻学论文看，具有西方新教色彩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新闻学观点，是一个无人知晓的领域；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关于党报工作的话，则随处可见，还有《列宁主义与党报》的专门论文（1931年）。1933年纪念《红色中华》100期的文章中，有一篇文笔很漂亮的文章，其结语便是这样两句诗一般的口号：“记着：世界革命领袖的指示：‘报纸是我们最尖锐的武器’（史达林）！‘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而且是组织者’（列宁）！”（57）

也许这是信息不通造成的，但即使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在两军对垒的革命战争年代，被引进的也只能是与环境相适应的列宁、斯大林的某些关于党报的论述。马恩时代三权相互制约的党的报刊体制，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列宁关于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的论述、在党章中确认少数派的党内言论出版自由的措施，等等，也许从事译介的人是知道的，但它们就象马、恩、列的其他观点一样，被回避掉了。

于是，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党报理论。第一个关于党报的专门决议是在1931年做出的。决议指出：“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论文要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要带极高限度的具体性，应当给与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以具体的建议。”从这时起，即使对于党内，党的报纸也明确摒弃了“以新闻为本位”，而成为党的一个工作部门，甚至是领导中心。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关于党报的文件，是1942年为改造党报而发出的通知。通知的几个要点是：“（甲）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乙）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丙）......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丁）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这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基本文件之一，它不仅再次强调了反对“新闻本位”，而且提到“党性”的高度，要求高级领导机关直接参与党报工作，把报纸作为指导工作和动员群众的主要工具。

40年代，党已拥有了大片解放区，如何进一步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不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在解放区最便利的传播工具，是不可想象的。这时，“以新闻为本位”的观念简直成了达到这一目的的重大障碍。党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党的新闻工作者“改造世界观”的任务提到了日程上。这种情形就如当时所说：“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于是，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斗争开始了，“这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58）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毛泽东比其他人更熟悉中国的农民，他最懂得如何动员他们投身革命战争。因而，当都市青年带着五四的新闻学观念来到延安后，毛泽东要求他们来一个思想感情的变化，去接近工农（主要是农民）。“以新闻为本位”的现代新闻意识落实到几乎不需要任何现代报纸的偏僻农村，不仅是愚蠢的，也是不能允许的。1942年的这场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批判，不仅改造了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不知不觉地改造了他们的新闻活动形态。其特点是，一切新闻的选择更加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甚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党性原则成为第一要义。“要看对党有利无利”、“注意政治影响”、“考虑政治后果”等等意识，是新闻工作者的唯一参照系。最后，“新闻”概念本身也无形中发生了变化，它可以是远离社会注意力的人或事，只要报道他们对革命有利。

这一次对新闻学的改造，就实际效果看，是极其成功的，党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真正发挥了巨大的鼓动和组织作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进程。从现代的眼光看，无论它显得多么原始和缺乏人性，对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它永远具有英雄史诗般的魅力。

当党作为一个整体与另一整体实行力的较量时，在内部对新闻学的这番改造是无可非议的，甚至一些明显违背新闻工作起码规则的行为，也可以视作军事策略而承认其合理性。例如，为迷惑敌人的各种假新闻或半真半假的新闻、为壮声势而普遍加倍报道战果的新闻（1945年毛泽东反对这种做法，但已成传统，反也难。平型关战斗消灭敌人3000人之说，直到40年后才纠正为1000人）。这是因为新闻只能被看作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59）

新闻学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战争环境中，只有其中的“术”（如何写作）得到一定的发展。在毛泽东的选择性记忆里，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上生动地讲“术”的情景被保留了下来，而徐宝璜讲的“学”，却没有留下痕迹。当然，“术”的发展也受到整体环境的影响，写新闻主要成了写典型，没有宣传价值的新闻不是好新闻。毛泽东讲：“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一个完小的消息。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60）领袖对“新闻”的无意认识，当然最普遍地代表了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环境中作为新闻工作第一要义的“党性”的认识，在列宁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它不仅指在整体对整体的斗争中保持鲜明的党派意识，而且指一个整体内部对其中央，在思想言论上的完全一致。例如，1942年新华社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111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其党派意识应当讲是很强的，但它不符合党中央的策略原则，因此，毛泽东就此要求“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61）这种由于战争而带来的军事化要求，被普遍解释为每句话、每个字都代表党（指党的中央及最高领袖）是十分自然的。例如下面的一段话（1947年）：“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代表党讲话的，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必须是对人民有用的和有利于人民的”。（62）

当新闻、党性的含义被改造或发展的时候，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在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适应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他们断然否定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宁愿将自身看作是由工农养活的“公仆”，他们完全接受工农的思想感情，而无论其中有多少狭隘性。这种淳朴的偏执可以从下面的话中透露出来（1943年）：“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63）从工作业务上，他们断然否认存在个人见解，而宁愿做另一种公仆：“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要有恭谨勤劳的态度”（64）（1942年）”每一个做党报记者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作党的喉舌、党的眼睛、耳朵是很光荣的，要打下长期事业心“（65）（1944年）。革命的需要，表达整体意志，排斥个人自由，甚至自由的思想和感情，等等，在雄浑的战争背景下，它体现的是一种伟大的不流血的（少数情况下也流血）革命浪漫主义气概。

以战争为特征的整体社会生活，强调它的支配性，因而思想意识的封闭，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它要求思路固定，一切服从于精神鼓舞的实效目的，稍稍的偏离都将不被允许。丁玲第一次受到怀疑，便仅仅由于她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三八节有感》，披露了延安医院的一些阴暗面。新闻工作如此，新闻学研究也是如此，不然，介绍“五个W”就不必首先以批判的形式出现了。这种思想意识的封闭在和平时期的延续，似乎更加残酷和更具排它性。作为党的代表派到新闻学领域的王中教授，讲了一些似乎与传统的党报理论略有差异的话，1957年这些话转眼间就变成了“反党思想”和“反动的新闻理论”；刘少奇1956年关于新华社当老百姓，不做国家通讯社的设想，最终也没能躲过“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帽子，并且至今这样想也是犯忌的；当年在延安具体领导改造新闻学的陆定一，决没有想到，他批判“旧社会的新闻学理论”时肯定“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一事，会在40年后，被指责为”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新闻学涂脂抹粉”。

唯一例外的是恽逸群的《新闻学讲话》（1946年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讲授）。他开篇承认“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是一本好书”，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狗咬人、人咬狗”那条新闻定义，讲到许多人生疏的新闻价值、报纸的发行和广告等等。他是企图将五四时期的新闻学与解放区的党报理论融合起来的第一人。然而，这仅是一种机遇造成的，作者诚惶诚恐地一再解释：”新闻专科学校的课程，是我首先讲《新闻学概论》，接着由范长江讲《人民的报纸》。因为这样分工，所以我讲的内容就尽量减少涉及政治性的问题，避免与范长江同志讲的重复。由于这两个原因，有许多讲法是不妥当的，甚至某些地方是错误的。“（66）可惜的是，恽逸群从50年代起就陷入冤狱，1980年彻底平反时他已离开人世。《新闻学讲话》这本在战争年代出版的唯一新闻学基础知识著作，几乎完全被人们忘却了。

新闻学主题转变带来的一切变化，如果当事者、特别是领袖人物，能够意识到这是新闻学以自身的退化，为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付出的代价，那么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特别对一个整体的内部而言，这种代价的付出看来利大于弊。但是，若把对整体内部而言的一套规则扩大到整个社会，其结果却是灾难性悲剧。

社会进步的尖锐需求，使新闻工作和新闻学产生“偏至”现象，悲剧发生的原因在于，意识不到这是一种文化偏至，甚至把偏至现象上升为永恒的准则。从40年代末起，已经转变了主题的新闻学，在已有的“偏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理论得到丰富，如反客观主义、本质真实论，舆论一律和不一律的理论（作为一项制止反抗的措施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成为“理论”）、政治家办报、新闻事业反映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公有制基础上集体经济的反映），报纸“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的强调，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反复讲的“报纸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等等，军事上的一切战略策略，在和平时期的新闻工作中被人们运用得相当娴熟。在这种情形下，党的新闻工作所常有的战争组织模式及其观念，横扫一切，一往无前，直到10亿人口剩下40家报纸，一个声音为止。

如果不是由于讲话人“出了问题”，下面这段“文革”中被新闻工作者背得烂熟的话，是会持续到“文革”结束的：“要尽量使用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全国性语言，以及全国流行的语言。......如果来稿没有这种语言，编辑部审稿时要加上去，因为这些东西，有的下面是不知道的。......昨天讲的，今天就要反映出来。要经常变，要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各个时期所提出来的全国性的口号、提法、语言来变化。”（67）这种新闻学的偏至达到了峰巅，也就走到了终点。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说过，历史经常两度出现。中国新闻学主题的这次转变，似乎是五四以前新闻学启蒙时期的再现，除了政治局势的必然性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规律、因素、习惯和力量，几乎都可以透过新的时装隐约看到或感觉到。但是，这第二次出现的表演，确实过头了。

***

当人们重新看到整个世界时，尽管时时感觉到已经变成传统的新闻学观念，象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但新的视野带来的兴奋是抑制不住的，人们终于发现了自己，也发现了中国新闻学在世界上的尴尬位置，过去编织的“水深火热”之类的神话变得荒唐可笑。这已是一个信息过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新闻早已冲破政治见解的樊篱而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生活必需品，新闻学已被人类信息沟通现象的研究所替代。经过几年的酝酿，人们终于小心翼翼地再次说出“新闻机构的第一位任务是提供新闻”，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常识。看来，不论怎样阻挡，对中国新闻学的重新思考是不可避免了。

这是对五四新闻学的回归吗？形式上也许是这样，因为从1978年开始的新闻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其武器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思想外，便是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新闻学著作。人们不得不从头开始，明确新闻定义、新闻价值、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新闻法等等常识，但这不过是补课，以便迅速在新闻学研究的更高层次上--人类信息沟通的层次上，跟上世界的前进步伐。尽管改革已经开始，中国依然缺乏与这种学术研究相适应的现代化传播工业体系以及现代化的新闻体制，因而，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道路将是曲折而漫长的，它需要伟大的五四文化精神的照耀。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创立的中国新闻学不应被人们遗忘，也不会再被遗忘。

1989年3月12日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页。

（2）《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序。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0--112页。

（4）《＜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5）《吾今后所以报国者》。

（6）《<知新报>缘起》。

（7）《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8）《<清议报>100册祝辞并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9）《敬告我同业诸君》。

（10）《<清议报>100册祝辞并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11）《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12）《<清议报>叙例》。

（13）《<清议报>100册祝辞并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14）参见《开明专制论》。

（15）参见《致袁世凯书（1912年2月23日）》。

（16）《新民说》。

（17）陈独秀：《敬告青年》。

（18）《学术独立》。

（19）陈独秀：《敬告青年》。

（20）《宪法与思想自由》。

（21）《真理之权威》。

（22）《旧党的罪恶》。

（23）《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24）《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25）《宪法与思想自由》。

（26）《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27）《旧党的罪恶》。

（28）《答崇拜王敬轩者》。

（29）《法律与言论自由》。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352页。

（31）《宪法与思想自由》。

（32）《强力与自由政治》。

（33）《平民主义》。

（34）《强力与自由政治》。

（35）《平民主义》。

（36）《议会之言论》。

（37）《平民主义》。

（38）《论俄国革命》。

（39）《答汪叔潜》。

（40）陈独秀：”《<新青年>宣言》。

（41）《<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

（42）《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

（43）徐宝璜《新闻学》蔡序。

（44）《写在任著新闻学的上言》。

（45）《敬告我同业诸君》。

（46）《<国风报>叙例》。

（47）参见马。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三章。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5页，译文有改动。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4页。

（50）《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

（51）徐宝璜《新闻学》蔡序。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6页。

（53）《<红旗日报>发刊词》。

（54）张友渔：《新闻的性质和任务》。

（55）张友渔：《读报也是一门学问》。

（56）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57）邓颖超《把“红中”活跃飞舞到全中国》。

（58）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59）胡乔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

（60）《报纸也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

（61）《中共中央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

（62）彭真：《改造我们的党报》。

（63）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64）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党与党报》。

（65）博古：《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66）《〈新闻学研究〉前言》。

新闻学论文 篇三

关键词：文学叙事新闻语言文学语言文学手法

一文学叙事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伴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于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了新新主义，强调用小说的笔调来写新闻故事，这深刻地影响着新闻报道方式，“为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与写作手法，在报道方式上人为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强调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虽然新新闻学重点突出的是主观色彩，其诸多理论与方法也不能承担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功能，似乎不符合“新闻”真实、客观的要求，但新新闻主义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准确、更真实地向受众反映事实，传递信息。

我国的新闻工作者也特别重视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与创新，穆青先生就提倡用散文的笔法来写新闻，萧乾先生曾自谦地说过：“纵观我一生，可说是介于文艺与新闻之间的两栖动物。”

今天，用文学的叙事手法写的新闻稿、小说化的新闻、散文化的新闻等多种形式已屡见不鲜。“各报的记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让‘实话实说’的新闻借助文学的手法去‘实话巧说’，使之更为深刻、精致、感人并富有文采，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南方周末》向来以深度报道为特长，其中经常能够看到记者作为一个叙事者，深入事件中心去探询真相。在故事叙事过程中，往往会借用各种文学的叙事方法，比如文首设置诸多悬念，为了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大量使用直接引语，通语言来凸现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活动。文章也一般遵循着发现矛盾、冲突，寻找原因，最后如何去化解矛盾、冲突这条轨迹发展下去。

二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一致性

从语言学角度来衡量，文学语言与新闻语言具有同一性。两者都具有语言的一般特征，都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文字表述。作为新闻写作的主角，也有可能同时成为创作文学作品的主角，兼有新闻写作主角和文学创作主角的双重身份。

在讲到语言的运用时，对语言的要求普遍认为语言要“准确、鲜明、生动”。从新闻的功能上看，新闻要“传递信息沟通情况”，所以“新闻语言必须要准确，概念明确，论断正确，就是要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情况，报道事实，描写人物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说一是一，是二就说二”。同样，文学语言也必须准确。它的准确是艺术意义上的准确，就像福楼拜说的那样“我们不论要描写什么事物，要把它表现出来，只能用唯一的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有唯一的动词；要赋予他性质，只有唯一的形容词，我们要苦心探索，非找到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不可，仅仅找到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相似词千万不要满足，更不可以因为搜索困难随便使用一个来搪塞了事”。

鲜明性也是所有文体的共同要求。新闻媒体是社会的嘹望哨，媒体应通过那些新近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有典型意义的和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报道，使用生动鲜明的语言去维护公众的切身利益和疏导群众的情绪。而文学语言的鲜明性，则主要表现在形象和意境的创造上。

生动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切叙事性作品具有艺术魅力的基本特征。新闻语言的生动要求使用典型、准确、简洁、具体的语言，而且不断地从事件背后提供出尽可能多的价值和材料，而从挖掘新闻事实本身所包含的生动因素，也能反映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新闻是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文学语言的生动，主要表现在细腻描写客观事物时，以合理的想象联想和夸张来抒发主观情感。

三新闻中运用的文学手法

适当运用文学表现手法是增强新闻可读性的根本途径。新闻几乎对所有的文学表现手法（虚构除外）都可采取“拿来主义”，但最应当掌握以至运用纯熟的是描写、对话、议论三种。

新闻尤其是消息，要不要有描写，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但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种种束缚已成共识，描写已被广泛采用。恰当运用描写，可以把新闻写得生动形象、富有文采。其主要作用有：能够再现环境，创造气氛，引人入胜；它可以用实景代虚言，剔去空洞无物的陈述，增添新闻的形象美；它可以托物寓意，形成含蓄的意境。

新闻（主要指消息）中的描写是从属服务于导语的整体设计的，它必须把新闻的五要素容纳进去，描写的本身必须同时是对新闻事实的报道，或者是对新闻事实不可少的衬托。需要注意的是，新闻中的描写不在多，而在准；不在细，而在精。好的描写着墨不多，三五个字，几个词组，一两个短语，让读者略有所感便戛然而止。

在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篇佳作中，有不少正是以娴熟的对话艺术赢得了读者。看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题材，是应该予以采纳的一种方法。新闻中的对话，是交代情节、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更是展现新闻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时代精神，深化新闻主题的有效方法。

新闻中要掌握的议论，一般为直接议论和间接议论两大类。前者就是对新闻所传播的事实，直接进行阐述、评论，指明意义，揭示本质；后者则是通过第三者之口，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和见解。不论哪一种，运用得当，均能收到“缩尺成寸，一语中的”的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1]芮必峰、姜红：《新闻报道方式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2]曾月华：《谈谈新闻与文学的“杂交”优势》，《新闻与成才》，2002年第7期。

[3]李元授、白丁：《新闻语言学》，新华出版社，2001版。

[4]王镝、李伟：《谈谈新闻语言的准确性》，2001年6月版。

新闻学论文 篇四

当今的我国学术界，重视学术规范的呼声不小。哲学界徐友渔说：“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相当一批学者苦口婆心、坚持不懈地提倡建立和健全学术规范，以保障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1）经济学界林毅夫指出：“近年来社会科学界出现严重失序现象，剽窃抄袭成风，问题经常重复讨论而又不见水平提高。每年发表的论著可谓不少，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在国际上尚未得到多少承认。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规范我们的研究，建立一个大家能够有共识的，理论创新、接受、修改、摒弃乃至理论批评的规范机制。只有大家都能遵循上述规范，才能避免过去那种低水平的重复，使得我国的学术研究能够取得重大进步。”（2）

本人也与他们有同样的体会，并且认为，由于种种原因，新闻学的不规范现象更为严重，更加需要强调学术规范，因此最近两年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在本文中，准备谈以下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提倡一些规范的做法，同时评论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些不规范现象；第二部分谈研究方法；因为只有运用合适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使新闻学研究成为真正规范的研究。

重视学术规范促进新闻学术发展

就我们所看到的新闻刊物上登载的、各种论文集中收录的林林总总的新闻学论文中，自然有些堪称精品，是作者科研之成果，心血之结晶；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是没有新意或很少新意的文字组合。没有新的观点、新的结论，也没有新资料的发现，甚至也没有提出新的问题。通篇是人云亦云，既不错也不新，或偶尔有一两句有新意的话，也没有围绕它展开。这类文章看十篇所得收获与看一篇相差无几。就社会付出的出版、发行成本和读者花费的时间而言，实在是极大的浪费。

同是社会科学，新闻学研究比不上文史哲研究的深入和深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新闻学学科历史短（七八十的历史），内外干扰因素多等原因以外，学术风气不够严谨，以及不得学术论文的要领，用写惯了的“急就章”的新闻文体来写学术论文等等，也是重要的原因。

现在有一些人，把写论文看作很容易事，将有关的文章找来几篇，自己做点“整合”的工作，就把其他人的成果整合成一篇新的“成果”，可是“整合”来“整合”去，洋洋大观的众多“论文”，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科学发现并没有增加多少。这种风气漫延下去，会使学术界像物质商品世界一样，充斥假冒伪劣之作。就像国家如果不保护专利，为科学技术投入多、贡献大的人和单位就没有积极性一样；学术界不确立规范，种种不良风气受不到斥责，受到损害最大的是严肃治学的人，会使学科的发展速度大为减慢，恶劣风气还会遗害我们的下一代。可见，确立良好的学术规范，培养严谨的学术风气，意义很大。

就在我想写新的一篇文章，来归纳新闻学论文的不规范现象之时，我读到了一份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以下简称《看法》）（3），里面有一些内容与我所要谈的不规范现象相符，所以不妨以此论文中的某些内容作例证，来说明不规范的特征极其弊病。

现在，本人试图列举一些抵制不规范现象，有利于学术规范化的做法。

（一）提倡题小文深，不要大而不新。

常见一些人写论文拟很大的题目，比如舆论导向、舆论监督这样大的题目，你写我也写，写的都差不多。因为题目大，一个大题目下又得分许多实际上还是很大的小题目，光是“题中有应有之义”的交待也得花去很多篇幅，还有多少篇幅去深化独到见解呢？为何不把大题目分解成许多小题目来写呢？可以说，大而不新是一部分新闻学论文的通病。题目定得小，又必须有一定的篇幅，论文就得向深度开拓。面对一个很大的题目，在新闻学圈中泡了几年的人，恐怕谁都能写出万字文章来，但是要深、要新就困难了。

现在读到囊括了新闻学11个问题的《看法》一文，这恐怕是新闻学术史上涵盖面最广的论文。学术研究上讲究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的学术见解都应符合学术规范，都要接受科研成果标准的检验。其中一条重要的标准，就是论文要对它提出的论点进行充分的、扎实的论证。因为论文不是发表看法宣言。

在各种文体中，论文，又称学术论文，与一般文章不一样。它是作者用一定的研究方法，研究某一领域中的某一问题所得出的成果的书面报告。对论文的实质要求，是给学术界和社会提供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发现。一篇论文，不是单纯的笔头工夫，它付出辛劳最多之处是作者的研究。所以写论文，首先是科研活动，其次才是写文章。

论文讲究立论和论证，一篇论文应该由若干进行充分论证的论点构成。“知识是论证了的认识。因此论证对于科学认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4）在科学研究中，任何作者自认为的新观点，如果没有经过有力的论证，只不过是提出了一些假说而已。“假说仅仅是尝试性的、未经验证的，而研究者认为事实确是如此的陈述。”（5）这也就是有的论文有一两句有新意的陈述，却算不得研究成果的原因。一篇论文中摆出很多问题，却都是蜻蜓点水，不予充分论证，就成为“假说连篇”；倘若假说也是别人说过的话，连假说也算不上，那就更无新意了。

论文贵在新、贵在深，故大而无当，切不可为。

（二）提倡博采百家，不用权威法代替旁征博引。

众多的论文中没有新观点、新见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新闻学领域中，原因之一是对权威法的滥用。有位学者在归纳科学研究中的非科学的方法时，提出有四种，即惯常法（TheMethodofTenacity）、权威法（TheMethodofAuthority）、直觉法（TheMethodofIntuition）、推理法（TheRationalisticMethod）。何谓“权威法”？“此法诉诸权威（个人、团体或典籍），认为某方面的权威所说的事情，便是真实的或可信的。”（6）迷信权威法者，既不需要博览群书，旁征博引，也用不着去作辛苦麻烦的社会调查、抽样分析，只要找来几条权威语录，就可以拉出长篇“论文”。

由于新闻学的特殊性，权威法在这个学科领域中用得比较多。众所周知，像文史哲等人文科学和许多社会科学领域，都没有像新闻领域有那么多革命导师和各时期领袖人物发表那么多的看法，提出那么多的要求，这本来是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财富，而不会也不应该限制新闻学研究的深入开拓。可是长期以来的实际情况是，一些人不是把领袖特定时期对新闻工作的要求，与新闻学本身固有的范畴、原理、规律结合起来研究，不是以领袖们的说法、观点和方法作为研究的重要基石，向更深的更广的方向开拓，而是用权威法总结出几条，一会儿放到“党性原则”这个题目之下，一会儿又放到“政治家办报”这个题目之下，一会儿又用类似的几条放到“舆论导向”这个题目之下。他们不提出新观点、新成果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但另一方面，他们对那些进行新的探索，有些独立见解的文章，很不以为然，甚至扣以吓人的大帽子。

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都是对当前新闻工作中极为重要的方针政策，报刊都作了广泛的宣传，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就理论创新而言，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的发明权分别属于列宁、、等领袖人物。新闻学研究者想写出体现自己研究成果的论文，仅仅靠演绎推论这些论点，是难以奏效的，必须把新闻的政策与实践，结合新闻学、传播学和各相关学科的原理和方法，作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为此，学术界必须鼓励创新，鼓励大胆探索，鼓励不同学术流派的涌现，促成百家争鸣的真正实现。

正确的态度是把它们结合新闻学的概念、范畴、原理一起研究，结合新闻学和相关学科中的百家一起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不能只要权威，不要百家，要博采百家，互相补充丰富。

《看法》一文中，作者谈到，他在对香港高级新闻从业人员研讨班讲课时说：香港的传媒各自有鲜明的党性，“对于香港传媒来说，正确的党性应当是‘爱国、爱港’。”对香港传媒讲党性，这简直是荒唐、滑稽的事。

与各种其他社会集团相比，政党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或政治倾向性，以及严密的组织性的社会集团。所以党性应该具有阶级性和组织性这两个方面的内涵。从最先使用“党性”一词的领袖人物列宁，到，到当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由于他们讲党性时都是对本党人讲的，所以都没有必要强调组织性的内涵。但是当我们用党性这个概念去分析一国乃至全世界的报纸时，这个党性已经不是专指无产阶级党性了，而是抽象为各种政党都具有的党性。由于《看法》一文的作者不肯结合新闻领域的这一实际来研究党性，结果视阶级性为党性的唯一的内涵，最终把“党性”这个标签贴到了香港传媒身上，造成对党性一词的滥用，把不属于任何政党的报纸强加一个党性的概念。我相信，作者的用意不会是鼓励香港报纸加入政党吧。其实，对香港报纸，用政治倾向性来描述就行了。

（三）要充分占有学术信息，不可大胆立论疏于求证

科学研究旨在作新的发现，因此研究者必须占有充分的学术信息，知道自己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出了哪些，防止搞重复研究。而且也只有在占有最新学术信息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我国新闻学者外文水平高者不多，参阅国外文献受限制，这个问题只能逐步解决。但是对于国内已有的重要著述，已经译成中文的外国学者的主要著作，总该努力参阅，使自己避免重复研究，同时使自己的论文有丰富的引证。如果占有学术信息不多，却又敢于作出断言，就会出现大胆假设，又不小心求证的偏差。

《看法》一文把十几年前的党性、人民性问题又翻了出来。这也未尝不可。可他说，“据了解，除俄罗斯（苏联）外，各国的文学理论、新闻学理论基本上不谈‘人民性’。”这确实令人诧异。中国现代和当代史上，新闻界把党性人民性一起讲，发生过多次。胡乔木1945年跟随到重庆后，在新华日报作了一次演讲，其中说到，“我们要使人民的东西能在党报上反映出来，这要求加强人民报纸的党性，也就是人民性。说报纸党性太重，证明我们的报纸和人民还有距离。就是人民性不够，也就是党性不够。”（7）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的一篇文章称，“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8）建国后的1956年，报纸的党性、人民性问题被再度提了出来。在后来的反斗争中，这方面的一些言论受到批判。但人民性这个概念，以及把党性和人民性放在一起谈论这个做法，并没有被否定，这从1957年的《新闻战线》、《新闻与出版》等报刊上刊登的文章中可以看出。（9）那么多的历史资料不去占有就妄下定论，必然会使持论者陷入被动的境地。

（四）要甘于坐冷板凳，切忌粗疏浮躁

有位前辈学问家告诫我们：“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可是在新闻学界常能看到一股浮躁之风。浮躁者，轻率、急躁之谓也。新闻学、传播学领域也颇为广阔，有的研究者不管自己是否熟悉的领域都敢发表看法，轻率得出结论。像《看法》一文那样同时纵论新闻学领域中的11个基本问题，就难免露出粗疏浮躁。比如，《看法》断言：“‘新闻自由’之说不通。”他摆出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只有行为才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言论’、‘出版’是行为，所以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要求和规定。‘新闻’是名词，不存在‘自由、不自由’的问题。”

做学问是件辛苦的事，必须详细考察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历史和现状，不是靠望文生义，耍弄一些语言技巧就能奏效的。出版自由是按英语Freedomofthepress翻译过来的。《看法》说“‘新闻自由’一说不通”，理由是新闻为名词，可是英语中的ThePress本来就是名词，原意是“出版物”，只是我们的先人没有把它译成“出版物自由”罢了。ThePress还有“报刊”、“新闻”的意思，在现在的台湾新闻学界，ThePress大多被译成新闻自由。问题的实质在于，以上各种自由的主体都是人。一切自由都是人的自由，与自由的修饰、限制词的词性没有关系。众所周知，香港基本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一项基本法律。香港基本法第20条规定，香港居民享有新闻自由。非常权威的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原版中的“出版自由”，在新版中都改成了“新闻出版自由”。（10）

（五）核对原始资料，不能以讹传讹

写论文不同于写新闻，研究成果不能是“急就章”。做学问当是“慢工出细活”。对自己的引文，要认真核对原著。可是，有的人凭自己的印象，甚至是听别人说，某领袖人物或某权威学者说过某话，自己一时找不到原著出处，就凭自己的记忆写下大意。等在原著中查到引文，才发现差异甚大。或者听别人讲到哪里有一段语录适合自己的立论，寻章摘句地取来引用，却并未通读全篇，结果歪曲了原著的意思。

这种现象在《看法》一文中也有所表现。它为驳斥“新闻是商品”的观点，提出“新闻报道和报纸不是‘商品’，而是‘服务’。”并称，“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亚当斯密的《原富论》对照着读，可以发现一个差别。《原富论》谈商品、价值、成本，包括了律师、医师的工作在内-----马克思谈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商品交换，谈的是物质产品的生产、流通与交换。”

可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马克思谈的商品，既涉及物质商品，也涉及服务形式的商品。他的《资本论》第4卷中有十几万字论述服务业。马克思明确地指出：“服务就是商品。”（11）马克思以工人购买缝纫劳动为例，说：“工人自己可以购买劳动，就是购买以服务形式提供的商品，同他的工资花费在购买其他任何商品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12）作者说他把两本书“对照着读”，才发现两书的差别，难道就是偏偏没有读《资本论》中有关服务业的内容？

（六）重视引证注释，不侵占别人知识产权

论文是研究成果的书面报告。论文中用来作论据的较为重要的观点、资料（人们熟知的“大路货”除外），凡不是作者本人的，都应当交待出处，这等于确认这不是作者的成果。常常看到一些论文一条注释都没有，或者说只有很少的注释。有人不止一次地讲，资产阶级新闻也是讲党性的，却从来没能提出一条引文作证。因为资产阶级新闻学里恰恰没出现党性的概念，而较多地谈到客观、公正，但同时会在各种情况下体现它们的阶级倾向性和政治倾向性。由于持论无须资料佐证成了习惯，人云亦云所导致的以讹传讹也难以发现和纠正。

论文不同于一般的报纸文体，报纸文体主要是面向大众传递信息，普及知识，提供消遣等，而且受版面篇幅的严格限制，不作引用注释乃是惯例。论文是科研成果的书面报告。既然如此，论文中凡不是作者自己的，而又比较重要的、有价值的观点、说法，都应该注明出处，以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如果不注明出处，读者就可能视为作者的科研成果，那么作者就有侵占别人成果之嫌。所谓剽窃，实际上就是把别人的科研成果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以显得是自己的。所以在论文中，对于阐释立论有重要作用的观点和资料，如不标明出处就会有剽窃之嫌。至少是不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

国外有些学者的研究论文中，引证注释所用的篇幅，竟多达论文的三分之一。我收到留美博士赵月枝助理教授出版的毕业论文《中国的传媒、市场与民主》，（13）发现书后的引证注释共有666条。一看就知道论文作者参阅了哪些书籍、刊物和文章，使人不由得佩服作者的学术信息之丰富，治学之刻苦。当然，我国文史哲老学者，也有很多爱作博引，勤于注释。在本人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中，有南京大学高国藩教授写的“声与传播”一节，文长不过6000字，注释却有64个。（14）我编辑此节时颇为感动，知道这6000字来之不易。

详细而规范的引证有以下几个好处：

1、尊重了别人的知识产权。

2、你提供的某些引文出处，还可能让某些读者发现了他们所需要的知识的新的来源，为他们作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帮助。

3、显示了你是在占有大量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完成著述的，让读者增强对你的著述的信心。《看法》一文中有不少处该向读者介绍资料来自何处，而没有交待，以至令人将信将疑。比如说“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登记、领取执照的制度，但一般不搞‘年检’。”这里没说哪些西方发达国家办传媒要领取执照，也没有交待资料来自何处。相反，有关资料证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意大利、葡萄牙、芬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办报都没有领取执照一说。（15）这之后说“一般不搞‘年检’”，言下之意好像还有某些国家搞“年检”。相信不大可能有什么根据。

4、这种习惯养成后，那些不作深入研究就洋洋洒洒写大块的不规范文章的人就吃不开了，有利于严谨的学术风气的形成。

当然引证并不是越多越好。烦琐引证是不可取的。

至于对于引证注释的写法（特别是注释资料的项数和排列顺序），国内尚未见统一的规定。这两年我发现，有些年轻学者的论文已经在注意作规范的引证注释了。近读刘晓红的《精确新闻报道：现状、问题和教育》（16），文后有“资料来源”、“参考文献”（中英文分开排列）、“互联网资料”诸项。而且文内有插注，比如文中摘引某观点、某资料后，将作者的姓名和著述发表的年份，写在其后的括号中，以便不需要从文后获得详细资料的读者也能立即知道引文是何人何时说的。文后的注释资料通常包括引文作者姓名、书名（或期刊名）、页码（或刊物期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等。

研究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

掌握和运用好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向规范化的最重要的途径，也是深化新闻学研究的必由之路。本文以下部分将联系我国的学术传统，谈谈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然后介绍几种研究方法，并尽力联系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的实际。

从古代科学看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讲究宏观把握、整体把握。写文章喜欢由宏观到微观，由大到小，由古到今。一本启蒙读物“三字经”，从“人之初，性本善”说起；另一本启蒙读物，千字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讲起。一本小说、一出戏讲究有头有尾。

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典型的思想，莫过于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中对天人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合一。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这种理论。后来汉儒董仲舒即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大约是天人合一的的说法正式确立。两千多年来，很多文人哲人都谈到过天人合一，直到程朱理学，都在继续论证。例如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17）天人合一思想，被现代环境学者奉为瑰宝，因为我们祖先的思想早就说明，毁坏自然环境就是损害人类自己，天人合一嘛。

但是停留于整体把握，并不能把天人合一的理论向推进。一两千年前的子思、孟子所说的天人合一，与一两千年后的程颢、朱熹所讲的没有多大差别，简直是同义反复而已。没见到过一本天人合一的著作。

中国文人许多喜欢停留于这种整体把握、宏观思考，不肯深入下去，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只停留于一般的思辨。中国古代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几乎没有多少创新。至于实验方法很少有人使用，“君子动口不动手”嘛。中国古代科学在汉代就达到“九章算术”、“黄帝内经”的高度，后来却长期停滞不前，这当然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但仅就科学本身而言，中国人习惯停留于一般的思辨，缺乏对研究方法的孜孜追求，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而在西方，近两百年来自然科学能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培根、笛卡尔、伽利略等近代科学先驱者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发明和创造。培根推崇大量搜集经验材料，进行科学实验，再丛实验数据中探求结果的归纳法。笛卡儿则推崇数学和演绎法，而科学实验主要是作为演绎思想的辅助。伽利略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是把观察、实验方法与数学方法相结合，定量地表示物质运动的规律。在他们之后，方法论本身作为一门科学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18）

19世纪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着在我们面前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19）刘蔚华主编的《方法学原理》一书指出：“大凡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哲学家都会对方法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当他们要突破一种旧的理论体系时，首先要审查形成这种理论体系的方法有何缺陷，如果不能在方法上有所革新，要想突破旧的理论体系，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愿望而已。”（20）

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实证研究

研究方法是一个大家族，大到哲学思维方法，如矛盾分析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其次为一般科学思维方法，如数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方法、结构—功能方法等；小到具体学科的特殊方法。里面包含数以百计的成员，一个长辈成员下面还会有许多下辈成员，有的成员还有多个名称。而且随着科学的发展，还在添丁加口，使家族越来越兴旺。

本文不涉及作为体系的方法论层次（不少方法论与世界观紧密相连），只谈操作层面的具体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按其适用范围和普遍性程度，又可以分为多个层次，比如可以分为专门方法和普通方法。专门方法是指某一学科专用的方法，如地质学中采用碳14测定年代的方法，化学中的PH值测定酸碱度的方法，人类学中的文化层次分析方法，社会学中的抽样调查方法。普通方法是指许多学科都采用的方法，比如逻辑学的方法；或者某一类学科（如社会科学）都采用的方法，比如文献研究方法。有些起初可能是某一学科的专门方法，但后来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也都借鉴采用，也就成了社会科学中的普通方法，比如社会学中的抽样调查方法，现在是社会科学的普通方法。就新闻传播学而言，还没有哪一种方法可以算作该学科的专门方法。但是，只要认真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普通方法，也足以改进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毫无疑问，研究方法是否多样，运用得是否很好，是衡量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现在我们把话题缩小，只谈社会科学，特别是新闻学、传播学中的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分人文主义或解释学的方法范式，与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两大类。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研究者通过操作概念得出研究结论，后者是研究者通过操作事实得出结论。（21）

操作概念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思辨的方法。人文方法来自哲学思辨的研究传统，所以，思辨方法代表着研究方法中的一个大的类型。我国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主要是依靠思辨的方法，“从概念到概念”。如研究新闻的党性、阶级性、群众观点性、真实性，战斗性，指导性等等，都是靠的哲学式的思辨。

操作事实是实证研究的特点，实证研究主要依靠收集和整理事实。而因收集事实的方式不同，形成实证研究的两大分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是通过不断地采集和积累事实来发现理论结论。其基本过程是一个归纳的过程，即先积累事实，后进行推论，其研究目的是理解事实。（22）当然，这是指研究过程是这样，而不是说论文写作时也必须是这个顺序；论文写作时往往是先写出结论，然后摆出事实来论证。这就是说，研究时从具体到抽象，写论文时从抽象到具体。

定性方法有利于对传播的历史过程、事件发展、人的相互关系和行为等难以量化的问题进行研究。定性研究比定量研究更容易发现理论和形成有意义的假设。定性研究的方法主要来自人类学的观察、访问方法，以及政治学的文献分析方法。靠观察和文献分析的方法采集的事实，一般是难以量化的，所以只有通过收集事实、分析和解释事实，来建立某种因果关系。

定量研究则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收集事实来证明假说。它是根据研究者现有的对某事物的认识提出假说，然后根据检验假说的需要收集事实，以对假说进行证实或者证伪。定量研究有助于人们更精确地把握事物的全貌和变化情况，及时地了解突发事件产生的反应。定量研究的方法主要来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传统——社会调查的方法和控制实验的方法。以社会调查和控制实验方法采集的事实，大多数是可以被量化的。（23）

上面实际上谈到了研究方法的三大类型，思辨研究（属于操作概念的人文主义的方法范式），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均属于操作事实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由于思辨研究与定性研究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其表现形式都是词语（不是靠大量的数据分析），容易使人产生定性等同于思辨的印象，因此在我国学术界，被认为是定性方法的研究，不少是属于思辨范畴的。其实，思辨研究与定性研究是有区别的，思辨研究的对象是不可直接观测或调查的抽象概念，比如新闻与信息的定义、新闻的倾向性与真实性、传播的本质、信息的本质，等等。而作为实证研究之一的定性研究的对象，则是可直接观测或调查的经验事实。定性分析，在内容上是对事件或现象的主要性质和特征的解释，而在形式上是非量化的，比如新闻事件、信息流通极其不公平分配、流言传播、传播的长期效果和社会文化效果，等等。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对象，如新闻自由，既能用上思辨方法（分析新闻自由的相对性，新闻自由与新闻法的关系等），又能用上定性的方法（如分析新闻自由在某国某社会的表现与特征），还能用上定量分析的方法（如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度）。由此可见，这些研究方法都不是绝然分开的，在实际应用中是可以各自发挥特长，又互相补充的。

介绍几种重要的研究方法

以上所谈的毕竟还是比较宏观，为了促进研究方法在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中的应用，有必要介绍几种重要的具体方法。在思辨研究下面，打算着重介绍逻辑方法，特别是定义的方法；在定性研究下面，着重介绍观察方法。在定量研究方面，着重介绍内容分析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和实验方法。还有对多种研究法综合运用的方法，如比个案研究方法、较研究方法。

一、逻辑方法：

思辨研究的起点是概念。由于许多思想资料不能用日常语言来准确、有效地表达，所以思辨研究需要建立科学概念。然后依靠相应的逻辑来组织，概念被发展为命题，由此产生了系统的知识，同时，又可依此推演出新的知识。（24）无论社会科学研究还是人为科学研究，都必须依据逻辑，当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时，就更需要使用逻辑的方法。现在新闻刊物的上不少文章，都只是经验或印象的描述，缺乏新意和理论深度。就是因为作者既没能从归纳事实中得出新的概念，也没能使用已有的概念去逻辑地推演出新的命题，靠一些老生常谈的论点，加上自己的经验与印象，就构成了论文的全部。自然没有逻辑力量，也没有思辨性。

在逻辑方法中，定义法的使用很重要，有利于保证论文沿着界定的含义，集中地深入下去。

常见一些论文作随感式地论述，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的含义并不确定，时而狭义，时而广义，甚至时而指这，时而指那。这样论文就不可能有逻辑力量。论文作者要重视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下定义，或对其内涵、外延作出界定。许多语汇有多种含义，“定义是规定一个符号应在什么意义上使用。”（25）虽然恩格斯说过“在学科上，一切定义只有微小的价值”（26）但那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定义的内涵、外延都会发展。如新闻媒介，原来指报纸，后来也包括广播、电视，以后还可能包括更神奇的媒介。但是一个研究者在作研究时，必须对其研究对象的概念作出界定。这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这种界定可以是下定义的方式；如果下定义困难，也可以采用说明内涵和外延的方式。总之，要使读者明确你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种概念。这之后，读者可以看出你在论证时是否沿着这个意义走下去。这样，就便于检验你的论述、推理是否具有逻辑力量。《看法》一文在论述什么是宣传时，竟说“对别人讲话，就是宣传。”按此“逻辑”，说话、宣传、口头传播都是一回事。在科学意义上，宣传是为着一定的政治的、社会的或经济的目的，而进行的一种传播和说服活动。宣传方式可以是说话，而说话不一定是宣传。如果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都可以随意夸大和变形，就会有大量的概念雷同，以至混乱不堪，科学研究就无法进行下去。

二、观察方法：

观察方法的特点是实地观察到现象或行为的发生。当时当地的观察可以把握事物的全盘面貌，可以领略其特别情境，感受其特殊气氛。而且，很多情况对当事人来说，都视之为当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般都不会作为报导资料报道。但研究者的当场客观观察，会敏锐地感受到一些具有特别意义的资料。

滇西北的泸沽湖畔居住的摩梭人，处在世上仅存的母系社会，实行走婚制。报刊对他们有很多报道，游人蜂拥而至。《文化间传播——泸沽湖畔的传播学随想》一文（27）的作者，靠实地观察和访问，发现那里人们的婚姻观念在开始发生变化：有一些人向往一夫一妻制；经商观念与围着游客兜售生意的做法，与外界毫无二致；物质生活与精神生与外界趋同，从可口可乐到卡拉OK到处都有。文章认为这是与外界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传播的产物。传播的途径有四条：现代交通；摩梭人外出经商，做工、求学；游客涌进；电视、电话。最后文章对文化的独特性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的关系，以及何种文化能传承久远展开论述。这是使用观察法（包括必要的入户访问），获取资料进行定性研究的一个例子。虽然运用得不很规范，但基本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观察方法特别适用于那些不肯直接报道或接受面谈的对象，因为对他们既不宜采用社会调查的方法，也不宜采用实验的方法，只有观察法较为适宜。科学的观察法，应该在事先具有研究目的或假设，有系统的设计，有系统的记录。假如在特殊的设计下（如单向透视玻璃），观察者不为被观察对象所注意，因此可以在最自然的情况下不受打扰的行动，由此观察所得到的资料是任何其他搜集资料的方法都不能得到的。（28）可惜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严格按照科学的观察法进行操作的研究，一时还难以举出实例。

三、社会调查方法：

社会调查方法是社会科学的典型方法之一。它是以客观的态度，通过对受众的系统提问，收集并分析有关研究数据，以描述或解释传播现象及其各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可以获得一个群体、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某项情况，可以解决新闻传播学研究定的问题，如受众与媒介的各种关系，受众对媒介传播的态度，以及受众的媒介观念等等。在这些方面，是其他研究方法无法替代的。

社会调查的第一步是决定题材，分析理论和拟定研究假说。第二步是问卷设计。问卷是依据有关理论和假说而设计的。任何组成假说的自变度数或应变数，均必须用一题或多题的问卷来表示。第三步是选取取样本，就是从成员总体中抽取一部分能够代表总体的样本。这种选取样本的过程即为抽样。抽样方法很多，主要分为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样本的多少与样本代表性成正比。样本数最好是整个总体数的5%以上，但最少通常不得低于500个样本。（29）第四步为访问，分入户访问、电话访问或邮寄问卷等。第五步是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撰写报告。

自8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界运用社会调查方法已经很多次。《中国传播效果透视》（30）一书收录了十几次报纸、广播、电视的受众调查，以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新闻改革态度的调查，可以说已为社会调查方法的运用积累了比较成熟的经验。

四、内容分析方法：

“内容分析是一种对具有明确特性的传播内容进行的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技术。”（贝雷儿森定义）它是传播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常见的方法。内容分析“一方面可以避免定质分析过于主观，一方面也可以做较大范围之抽样，但在分析过程中，除了传播内容量的分析外，亦注重其质的分析，这种综合的内容分析方法，可以避免两种方法的缺点，增加内容分析的正确性和有效性。”（31）

内容分析方法与大众传媒及其研究的发展密不可分，在西方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进行着。我国自1987年以来，亦不断有内容分析的研究成果出现，如《市场分析》（孙五三，《新闻学论集》第12集）、《国产与进口少儿电视节目制作形态与传播观念的比较研究》（王怡红，《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北京地区少年儿童节目内容分析研究报告》（杨瑞明，《新闻研究资料》第60辑）、《我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刘伯红等，《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1期）。

内容分析常见的有三种形式：描述传播内容的倾向或特征，如上述研究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描述传播内容的变化趋势（这需要分析若干年的样本），如研究我国10年来对环境保护的报道情况；比较不同样本的内容特征，如研究国产与进口少儿电视节目的情况。

内容分析主要分以下步骤：第一步是决定研究题材，进行研究假说的设计。第二步是抽样，通常采取随机抽样。第三步就是设计类目与分析单元，即决定统计哪些要素和使用何种单位（如单字、主题词或篇）。第四步就是统计分析，撰写报告。比如有位研究生研究中共十四大至十五期间（1992—1997）人民日报的批评报道，就以这5年间人民日报的所有的批评报道为总体，用间隔抽样法，共抽得样本420天的批评报道1802篇。根据这顶研究，发现在这些批评报道中，有58.6%是读者来信版上的；而批评报道的对象是以现象为主（不涉及具体的人或单位），占半数以上（53.2%）。针对具体的人或单位的批评比较少，针对集体或单位的，占批评报道总量的17.8%；针对不法分子的，占17.1%。其中针对各级干部的批评，不到总量的十分之一（占8.5%），而批评报道针对处级和处级以上干部的仅为2.6%。且大多是根据有关部门查处的结果报道的，完全由报纸自己揭出来的很少。（32）

五、实验方法：

实验方法又称控制实验方法，这种方法曾为传播学的一些重要理论的确立做出过贡献。它起源于二三十年代美国的佩恩基金会所进行的“电影对青少年的影响”的研究，后经二战中的霍夫兰的大众传播实验和战后的耶鲁说服实验而达到高峰。

实验法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观察事实的方法，但它是一种有控制的观察。美国学者贝利指出：“实验是试图显示一个或多个自度量与一个或多个因变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的高度受控方法。（33）

它的方法是：研究者从600部电影中挑选了16部有某种倾向的电影，作为实验中的刺激物，来观察儿童在看电视前后的社会态度的变化。他们利用最新研制的社会态度量表，测试了儿童的态度，一两天后，请儿童看电影。隔天再对儿童进行测试。半个月至18个后，研究者进行第三次测试，以检验电影的影响是否存在。结果认为，电影会改变儿童的社会态度。（34）

如果对实验对象没有一定控制，研究就无法辨别因变量的变化是由实验刺激引起的，还是由实验或实验操作引起的。因此要特别设置不接受实验刺激的控制组来作对比。

实验法多适用于微观的传播效果研究领域，比如宣传、宣服、态度的改变等方面的理论假说，适宜于使用实验方法来检验。那些涉及心理因素明显、涉及社会因素较少的问题，更适宜于实验方法。儿童也许是被施用实验方法的最佳群体。

六、个案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可以用某一种方法，也可以用多种方法，如把观察法、访问法、问卷调查法等综合运用。

个案研究法很适宜于对那些难以量化统计的，涉及思想观念、道德标准、心理冲突等的事物进行研究，同时也不排除在其某一个具体层面上进行量化。个案研究法有利于详尽深入地进行某一事物的研究，因为它不仅有表面的观察，各种书面资料的收集，而且还有深度的探讨。例如对台湾传媒对白晓燕被绑遇害的报道进行个案研究，可以探讨司法与新闻的关系、新闻职业道德等诸多问题。

如果把香港回归报道、1998年抗洪报道等作为个案研究，那更需要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特别是内容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恐不可少。

七、比较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方法有利于对有某些类似之处的事物的研究，便于评论优劣，总结经验。尤其运用于新闻观念、新闻业务的研究。樊凡、单波的《中西新闻论比较论》（35），就是一种有趣的尝试。

比较可分为“共时性比较和历时性比较”。前者指同一时期事物的比较，后者指不同时期的事物的比较。笔者曾带一为研究生尝试这两种比较方法。作为“共时性比较”，1995年，美国《纽约时报》对俄克拉何马州联邦政府大厦爆炸的报道，日本《读卖新闻》对阪神大地震的报道，中国《人民日报》对湖南、江西水灾的报道，比较这三个报道，可以看出不同国家报纸对灾害的不同特点。另一种是“历时性比较”，我们曾试图把1980年、1988年、1997年这三年7、8、9月《人民日报》上的批评报道，从数量和内容上进行比较，看舆论监督有些什么发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律才能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由于资料获得或者时间安排上的原因，这两项研究都没能进行到底，但我一直认为它们都是很不错的选题。不难看出，比较研究的开展，对新闻实际工作的促进，对新闻传播学的发展，都会是很有意义的。

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因研究的对象和题材不同，各有适用；因研究者爱好和特长不同各有选择。如果致力于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每一个人，在自己进行某项研究时，先能考虑一下采取何种方法，尽可能把所选择的方法运用得好一些，并能在写论文时尽力规范一些，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这片学术园地将会开满各种奇光异彩的鲜花。

注释：

（1）徐友渔《为提倡学术规范一辩》，《中国书评》（香港）1995年第8期

（2）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3）《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新闻大学》1998年秋季号第5页。

（4）阿迈纳《方法论导论》第181页，三联书店，1991

（5）余辉炳等编译《社会研究的方法》第2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6）杨孝荣《传播社会学》第70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

（7）载《新华报人》，1945年12月30日出版

（8）《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第78页

（9）出版处王谟说：“党性和人民性是完全一致的，党性是无产阶级性集中的表现，也是人民性集中的表现。”（《新闻战线》1957年创刊号第46页）郑远（人大新闻系主任安岗）说：“我们报纸的人民性同我们的阶级使命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的党性正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新闻与出版》第8号，1957年1月25日）安徽日报总编辑欧远方说：“党性，阶级性，人民性是统一的。”（《新闻战线》1957年第10期第15页

（10）参见陈力丹《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一项重要改动》，《新闻战线》1996年第10期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分册第149页

（12）同上，第436页

（13）YuezhiZhao,Media,market,anddemocracyinChina,1998bytheBoardoftheUniversityofIllinois

（14）《华夏传播论》第175-185页，人民出版社，1997

（15）参见《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续编）》和新闻法起草办公室编的新闻法参考资料之七《关于公民创办报刊的有关资料》。有的国家如法国，有申报制度，但那只是报个“户口”，不需要批准，更不存在“领取执照”。

（16）《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1998年第1期

（17）参见《辞海》“天人合一”条目

（18）陈波等编著《社会科学方法论》第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19）《巴甫洛夫选集》第49页，科学出版社，1955

（20）刘蔚华主编《方法学原理》第1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21）（22）（23）卜卫《传播学方法论导言》，《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24）卜卫《传播学思辨研究论》，《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5期

（25）阿迈纳《方法论导论》第181页，三联书店，1991

（26）《反杜林论》80页，人民出版社，1970

（27）孙茗《文化间传播——泸沽湖畔的传播学随想》，付因中

（28）杨孝荣《传播社会学》第102—103页，台湾商务印快餐馆，1995

（29）杨孝荣《传播社会学》第82—8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30）陈崇山、弭秀玲主编《中国传播效果透视》，沈阳出版社，1989

（31）杨孝荣《传播社会学》第9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32）李晓明硕士论文《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日报批评报道》，1998

（33）余炳辉等译《社会研究的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34）卜卫《控制实验——一种常用的传播研究方法》，《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2期

新闻学论文 篇五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新闻学论文 篇六

那么，如何建构当下我国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呢？我以为，必须建立一个比较科学的学科体系模型，特别要在理论新闻学方面做好基础性的工作，因为理论体系是一个学科体系里面最重要的支撑内容。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我以为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主要内容：其一是概念体系，其二是方法体系，其三是价值体系，其四是效果评价体系。如果用一个表格来表示新闻学科的理论新闻学学体系，拟作出如下图形：

为什么要做如上建构呢？它的道理在哪里？下面拟从四个方面逐一论述。

一、概念体系

一门成熟的学科，一定要先有一组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概念是什么？如前所述，概念是定义，概念是设定，概念是一种约定，概念是共同讨论问题的前提和依据。

我一直认为，数学与哲学是同宗同源。新闻学学科的概念和理念，完全可以从数学与哲学中借鉴一些东西。类比我们的新闻学学科，新闻学的诸多定义是什么？它有没有“公设”，有没有“公理”，如果有，它们又是什么呢？

每个学科的概念，都有其不同的形态和范畴。我认为，新闻学的概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元”概念和“衍生”概念。

（一）关于“元”概念

给出这样一个概念的分类考虑，主要是基于想把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概念区别一下，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新闻理论的概念与新闻实践的概念有时是亦此亦彼的，很难分清。所谓“元”概念，是指主概念、大概念，是起统领作用的。比如：关于新闻、新闻事实、新闻价值的定义等。关于新闻的定义是新闻学学科中最重要的定义和范畴。据说国内外关于新闻的定义有上百个之多，以至于有多少人去解释新闻，就有多少个“新闻”的定义。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我认为在这些表象的背后有几条最根本的东西，在国内外学界、业界还是比较认同的：

其一，新闻必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

其二，新闻必须是广泛传播的；

其三，新闻必须是人们所普遍关心的。

这三条合在一起，构成了新闻文本最主要的基本核心内容，随你怎么变，都不会离开这三条，且缺一不可。

关于新闻事实，它属于“元”概念的范畴。所谓新闻事实，就是构成新闻核心要素的那些东西。比如，时间（when），地点（where），人物（whn），原因（what），为什么（why）和一个“H”怎样解决（how），即我们通常讲的五个“W”和一个“H”。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在哪里，这六个东西都是构成新闻事实的核心要素。

所谓新闻价值，实际上就是衡量新闻事实的尺度、标准，像我们通常讲的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冲突性等。但对一个具体的新闻事实来说，看它是否时新、重要、接近、趣味、冲突，都是要靠人去判断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尺度和标准。

（二）关于“衍生”概念

“衍生”概念是相对于“元”概念提出来的。“衍生”概念是小概念，是在“元”概念的前提下衍生出来的。比如：关于新闻，我们一般是这样定义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衍生”概念就是在这个大定义下，去考虑何类报道或怎样去报道的问题。再如像新闻真实性、新闻自由、新闻客观性、新闻舆论、深度报道等都属于这一类。对“元”概念中的新闻价值，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不同利益集团对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冲突性要求的具体体现。

对新闻学科中的“元”概念和“衍生”概念，需要认真梳理一下，真正区分好“元”概念与“衍生”概念的范畴、意义和内容。一般讲，“元”概念主要是强调其初创性、定义性、共识性、普适性，而其共识性和普适性是一种舍弃了社会人的主观意识的东西，放之四海而皆准，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衍生概念就不如“元”概念那么客观，它夹杂了人的主观意识的东西。因此，衍生概念具有非统一性、多样性。

二、方法论体系

方法论是任何一门学科实现有机联系的重要内容，它是一种特殊的学科内容，没有方法，这门学科就运转不起来。比如，孔子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就是中庸，中庸是孔子思想的最高境界，孔子说过“中庸之为德”；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对立统一论等。

新闻学的方法论是什么？我以为很难用一句话或几个简单概念去表述，这是由新闻学理论和新闻实践的普适性、大众性所决定的。概而言之，我以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宏观层面上的方法。这是大方法，指导性的。比如：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主客观统一以及新闻是一种调查研究等。这些都是大方法，带全局性、决定性意义的，这些方法对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新闻实践起指导性作用。

比如：采、写、编、新闻策划①等方面的方法。这类方法是支撑新闻学的每一个分支，起一种承上启下作用，承上是指在宏观视野下，启下是说它要对一些具体的东西起一种指导作用。

采访方法论主要是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采访与环境，成功的采访均是创造了一个和谐的采访环境，和谐出真知，和谐出事实，和谐出新闻。

二是采访与事实，如何把握事实，如何理解事实，怎样获取事实。

三是采访与思维，这是贯彻始终的。特别是要掌握采访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灵感思维之间的辩证关系。

写作方法论主要是解决描述事实的问题。包括事实与主题的问题，事实与角度的问题，以及事实与背景、结构，通读写作过程中的借鉴等内容。写作方法论，说到底就是如何生动地陈述事实、描述事实，使受众获得最佳阅读、理解效果。

编辑方法论主要解决一个如何把新闻文本变成一个受众易于接受的好文本。删选稿件有一个取稿的价值标准，处理好审稿与知文、润色的问题。要突出主题，提升价值。编辑方法论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把编辑工作视作创造性劳动，编辑的创造性劳动是事半功倍的工作。

策划方法论就是要寻求和找出新闻策划的意义价值、一般规律。概而言之，新闻策划的要旨就是要实现新闻传播的价值最大化，如果一个新闻策划没有实现新闻传播价值最大化，那这个策划就是失败的。新闻策划的一般规律主要是四条：调查研究是基础，创新思维是关键，找准选题是突破，社会效果是目的。近年来，新闻策划已经成为媒体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之一。

再比如，我曾在研究新闻写作思维方法时提出过十个关系如何统一的问题②，那十个关系的处理，就是在宏观层面前提下的中观层面上的方法论的具体化。这十个“关系”是：

1.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的关系；

2.逻辑与非逻辑的关系；

3.传统与非传统的关系；

4.经验与理性的关系；

5.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6.创意与选择的关系；

7.主流与界缘的关系；

8.时代性与历史性的关系；

9.收敛思维与发散思维的关系；

10.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

党报改革问题，一直是我国新闻改革的最艰巨任务之一。最近，我在思考党报改革时，借鉴了有些同志的意见，经自己认真思考，又提出了六个统一和六个服从的想法③，即：

1.坚持政治家办报与报人办报的有机统一，报人办报要服从政治家办报。

2.坚持按党的纪律办报与按新闻规律办报的有机统一，新闻规律要服从党的纪律。

3.坚持新闻宣传主旋律与新闻宣传多样性的统一，多样性要服从主旋律。

4.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

5.坚持新闻规律与执政规律的统一，执政规律要服从新闻规律。

6.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党性要服从人民性。

关于第六条，我是这样理解的，温总理于2007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明确提出，“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四个“一切”的归宿最终落脚在“人民”上，“党性”为什么不可以服从“人民性”啊。事实上，如果我们的新闻宣传离开了“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可言。

对上面的这些思考，其立足点都是在中观层面上。

其三，微观层面上的方法。这类方法是在中观层面意义上的一种具体化。比如：新闻写作中的白描法和春秋笔法；新闻写作中的逻辑思维、灵感思维、抽象思维；通讯采访中的形象思维法；一般消息写作中的倒金字塔法。采写过程中的采访与环境，材料与事实，角度与事实，主题与事实，予与取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事实与主题，角度与主题，编辑过程中的删繁就简等，这类方法侧重操作实务，侧重技巧。

三、价值体系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以往，我曾在研究新闻学学科体系时，借鉴数学上的“三点共圆”，明确提出新闻学学科体系的“三元价值”结构④，即由自在性价值观、制约性价值观、效果性价值观，并由这三者构成一个新闻文化的完全的价值观体系。见下图：

这个三元价值体系，当时主要是从媒介生态学意义上去考虑的，或者说是从新闻本体论的框架结构上去理解的，应该说是抓住了新闻传播最核心的东西。我以为，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人去研究新闻或去从事新闻工作，都是围绕如何处理好这三个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去进行的，舍此别无他途。它们之间的关系，常谈常新。

（一）自在性价值观

主要是指新闻事实本身。哲学意义上的新闻事实，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是对客观事实反映以后，通过一种符号再现的新闻文本中的事实；三是对真理性的认识或真实性的描述。这里讲的也就是那些可以使事实成为新闻的那部分东西。一般讲，这部分东西主要是“新”和“真”的内容。新闻姓“新”，不管在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何种地区、何种民族、何种时空条件下，新总是新闻文化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属性。离开新，无从谈新闻的价值。一般讲，“新”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时间近，不管是事件本身，还是人物、思想、行动、经验、成果，都应当是新近发生的。二是内容新，不然就失去了新闻的意义。越是首创的，人们不曾料想到的，就越有价值。求“新”是人们的普遍欲望，新则为人喜；求“真”是人们的本分，真则为人信。

关于新闻的真实性，我认为至少应当在三个方面给予充分体现：

其一，新闻报道的事实必须真实；

其二，对新闻报道事实的概括必须真实；

其三，新闻报道的事实与这类事实的总体要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讲的是新闻的自在性价值，但事实上，在任何新闻实践中，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纯客观的自在性。因为自在性本身也是靠人去定义的，它当然不可避免地夹杂了部分个人的主观好恶。

（二）制约性价值观

体现在传播过程中的诸多因素里。新闻只有传出去，才能产生价值。在今天，新闻传播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的信息杠杆，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监督社会的有益镜鉴，引导舆论的文化先锋，均已完全超出狭隘的价值体系，成为一个大的社会价值系统中的最重要环节之一。新闻文化这样一种高位价值体系角色，使得它必然成为掌握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代言人。诚如赫伯特·阿特休尔讲的：

新闻发展的历史证明，报纸以及形形色色更现代化的新闻媒介已日趋满足掌握新闻媒介经济命脉者个人利益的需要，同时又通过服务于新闻消费者的利益来确保新闻媒介的形象。期望新闻媒介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并对其经济命脉操纵者的愿望嗤之以鼻，无疑是一种最狂热的乌托邦式的痴心妄想。⑤

离开政治的报道是不可能的，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⑥

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也说过：

新闻报道者不是简单的传播者，他们的作用远不是纯然被动的，相反倒是有决定意义的。⑦

这些都说明，不管在东西方任何地方，新闻文化的传播效果都是受到一定制约的。制约性价值有大小道理之分。比如就我们党的新闻事业而言，大道理就是大的原则，这主要是指党性原则。

媒介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是一个中间环节，它不是简单地反映现实、再现现实，而是受到多方面制约后的一种对现实社会的语境呈现。媒介反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技术层面上的载体，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马克思也曾把印刷术称之为“新教的工具”，认为印刷术“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在当下，除报纸以外，其他诸如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等都表现得更加充分。作为符号系统的传播载体的网络新闻文本带给我们的思考更是多方面的，因为它更有助于读者了解新闻的深层背景和相关信息，更有利于新闻的价值实现。媒介的制约性反映在各个方面，英国学者J·科纳就说过：

大众传播是通过大型组织的工业生产活动产生出来的，这种生产组织的政策和职业规范存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的结构之中。⑧

在制约性价值中，新闻自由是不能不涉及的。因为新闻自由问题是对传播价值产生影响的最主要内容之一。美国的杰克·富勒在分析新闻自由时说：

在这些对言论自由的颂扬中，你找不到提及新闻界应承担何种职责的只言片语。让我们正确无误地认识这一点：除了在某些范围狭小的情况下（例如欺诈和诽谤），言论自由体系并不对从事表达工作的人强加任何特别的义务。事实上在大多数话语领域，言论自由向人们提供了撒谎的许可证。因此，一个开放社会的政府无权强制他人执行新闻工作准则，即便是必须讲真话的准则。⑨

自20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包括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媒体传播过程中的价值观念与信息资源紧密结合。因而，在制约性价值观里面，市场经济影响的因素将越来越重要。哈贝马斯说：

一种传播工具的引导使我们能够让信息瀑布通过，产生一种调节行为的效果，鼓励人们借助现代手段更新工具秩序的传统观念。⑩

曾有专家设计了如下一个表格，专门把主要的社会制约性因素列出，这对我们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鉴，我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了部分修改、增删，见下图：

（三）效果性价值观

与其他价值观不一样，一般讲，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效用，新闻的效果性价值主要是指新闻传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包括其反馈效果。这样，由自在性价值、制约性价值和效果性价值三位一体，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结构最主要地体现了人类传播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目的性结果，体现了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效果性价值是文本后价值，是指新闻事实经传者到受者那里所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是通过人们的态度变化体现出来的。比如，从它对人类的致利、致善、致美方面来讲，是一种精神价值；从文化传承的角度上讲，是一种文化价值；从对世界的解释方面，它具有认识价值和信息价值，因为它把真理告知人们，把事实告知人们，给人们提供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资讯服务；从政治学的视野看，是一种宣传价值；从舆论学的角度看，它可以借助“议程设置”收到“沉默的螺旋”的效果，来达到预期目的；在审美视野里它可以使人的灵魂、人格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总之，价值的最终目的是以其有用性为前提的。当然，新闻文化的效果性价值有些是显现的，有些则是潜在的。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确定传播效果先要从大的方面去考虑：一是社会效果，二是经济效果。从传与受来讲，评价传播效果，最根本的是要看受众评价和他们的认知程度。从传播效果的层次分析，一般认为有几个层面上的效果，比如，认知层面上的效果，这种效果比较广泛，它是以基于定量基础之上以定性的形式出现的；心理、意识、态度方面的效果，这种效果比认知层面要进一步，因为它已经进入到人的意识这个比较深入的层面上了；再就是行动层面上的效果，它是信息传播的终极效果。正是这些效果，对经济发展、人们的价值实现、社会进步等起着最直接，也是影响最大的传播效果。

（四）关于功能体系

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在传播效果的意义下，新闻学还明显具有另外一个“三元”结构的功能体系，即：信息功能、文化功能、整合功能。见下图：

这个功能体系是从新闻学对社会的功能实现的意义上提出来的，这个“三元”功能体系也是新闻学所独有的，是新闻学这门学科生生不息、壮大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1.信息功能。这是新闻学的最本质属性之一，新闻学就是一门研究如何传递有效信息的学问。

2.文化功能。这一点无需再做详细解释，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文化实际上是传媒对关于当下人们生活样态的一种生动、有效、客观的描述，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它不仅具有文化内容，同时也具有文化的传承。

3.整合功能。这种功能属性是舆论文化所具有的，是舆论文化引导性的具体体现，同样也是其他载体文化所不具有的。新闻文化是置于意识形态领域前沿的一种大众文化、媒介文化和舆论文化，它对人们价值观念的整合性是大张旗鼓的，铺天盖地的登高一呼，具有一种典型的鼓动性。它不仅可以引导人们的消费，给人们提供娱乐服务，同时还可以在整合人们价值观念上发挥重要作用。

评价效果性价值观一般要看其社会效果，这个社会效果是由两个“核心价值观念”构成的，它充分体现了政党利益和公民利益的关联性。在社会主义的利益机制下，严格讲来二者应是统一的、一致的。政党利益与公众利益就如同是一个椭圆上的两个焦点，当这两个焦点隔得较远时，这个椭圆就很偏，当这两个焦点趋于重合时，它就接近一个圆了。如果从V[,1]至V[,2]的长度等于W[,1]至W[,2]的长度，即F[,1]与F[,2]在原点（0，0）处重合，那这个椭圆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圆了。见下图：

理想的传媒价值体系，其两个核心价值应该是非常一致的。这是因为，对政党的维护，并不一定以损害公民利益为前提，而对公民利益的维护，也不排除对政党利益的更高维护。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没有冲突的价值体系的，特别是在分配机制不公，多种经济体制并存，多种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矛盾就愈加显得突出。

四、效果评价体系

新闻学学科过去很少涉及效果评价体系，以往的理念就是我讲你听，我登你看，效果怎样，全然不管。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传播学引入，有同志借鉴传播学的方法做了一些工作，但不系统。社会发展到今天，媒体对于人们的影响，受众对于媒介的发展，特别是受众对媒介的消费，其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的。美国的利昂·纳尔逊·弗林特早在1925年出版的《报纸的良知》中谈到“报纸影响力”问题时，就曾引用过美国长老会牧师、演说家亨利·沃德·比切的一段话来说明其重要性：“你曾停下来设想过上百万人没有文学，没有学校，没有布道台，而只有报纸的情形吗？10个人里没有一个会看书，但我们每一个人，除了那些极端贫穷无助的人，每天都用报纸来塞满自己的头脑。它是我们的父母、学校、大学、剧院、布道台、榜样、顾问，（所有这些角色）它都集于一身。我们身上的每一滴血都受它的影响。”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媒体已远远不止报纸，还有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通讯等。因此，我们必须注重建立效果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传”，二是“受”，“传”是影响力之源，“受”是影响力的效果。利昂·纳尔逊·弗林特甚至悲观地说过：“没有人将这个问题简化成一门精确的科学，最多只能得到个大概。”(11)不过，他还是为这个问题建构了一个数学公式：

影响力＝可信度＋说服力／偏见＋惰性

研究新闻传播的效果评价，必须借鉴传播学的理论，像以往的子弹论模式，有限效果论模式，温和效果论模式，强大效果论模式，都要进行扬弃，吸收其合理的内核。

研究新闻传播效果，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评价方法，既考虑到定性，又要考虑定量，从定量中去看定性，从定性中去分析定量。完整的科学的效果评价体系，应当是建立起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因果关系的科学体系。

建构新闻学的理论新闻学学科体系，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而这样一篇短文是难胜其任的，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只能是一个初步的论纲，更深入的研究，只能俟诸来日，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注释：

①方延明：《新闻实务方法论》，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

②方延明：《从创新意识谈新闻工作思维方法的十个关系》，《新闻知识》，1999年第4、5期。

③方延明：《我们今天应培养造就什么样的新闻人才》，《中国新闻报》，2007年5月16日。

④方延明：《解读新闻文化的价值观意义》，《南开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⑤［美］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3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9页。

⑦［法］贝尔纳·瓦耶纳：《当代新闻学》，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⑧［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⑨［美］杰克·富勒：《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⑩JurgenHabermas,LadpenseepostmetapAstque,Armandcolin,pans,1993,p.83.

新闻学理论论文 篇七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8-0302-01

一、引言

当代文体学研究是运用现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语言的文体的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它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极为密切的寄生关系，新的语言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往往会导致新的文体学流派的产生和发展，成为产生新的文体学理论的理论基础。新闻文体作为典型的功能语体，是文体学家研究的对象之一。它的研究以文体学和语言学理论为理论框架。笔者根据语言学、文体学和新闻文体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按照我国新闻文体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的不同，以年代为参照系，把它分为以传统修辞学和文艺文体学为理论基础的研究、以转换生成语法和形式文体学为理论基础的研究、以功能主义和功能文体学为理论基础的研究和以功能主义、话语/ 语篇文体学、社会历史/ 文化文体学为理论基础的研究，旨在分析我国新闻文体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指出研究中的分析层面和存在的问题。

二、新闻文体研究的理论基础及相关研究

（一）传统修辞学和文艺文体学是我国20 世纪80 年代的文体研究

由于文体学和传统修辞的界限尚未划清，主要是以传统修辞学为理论基础。传统修辞学研究语言的一般修辞手段、讲话艺术、语言对人的影响和吸引力等，是对语言规范的研究，忽视了语言表达成分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全面深入地揭示语言表达的规律。以传统修辞学为理论基础的文体研究往往不能全面深入的揭示文体特色产生的原因。这主要表现在我国20 世纪80 年代的文艺文体学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的文艺文体学只强调文本语言的自然效果，忽视语言的文化背景。

我国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初的新闻文体研究以传统修辞学和文艺文体学为理论基础，主要是从对读者（听众） 的影响来研究新闻文体的修辞特点。其分析涉及利奇（Leech ， G. ） 提出的词汇、语法、修辞格、语境和衔接五大潜在文体特征中的前三种，对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产生的体裁、语域等特点阐述不多。如陈怀杰指出为了便于听众理解，特别英语（Special English） 有“直截了当，简明扼要和清楚流畅”，以及“消息多，易理解和有趣味”的文体风格和口语化、用词简单、句子较短的语言特点；但未涉及这种风格产生的其它原因，如广播媒介的局限性等。

（二）转换生成语法和形式文体学转换生成语法是我国20 世纪80年代文体研究的另一理论基础

转换生成语法以二元论为基础注重语言的本体研究和语言的自然效果。二元论认为内容和形式可以分开，内容是意义选择而文体是形式的体现，文体价值体现在语言适合性和文体变体比较之中。转换生成语法在文体分析的途径上与二元论结合在一起，它以句子为基本分析单位，认为句子的逻辑含义可以用一组基本命题来代表，这些基本命题及其相互关系构成这个句子的“深层结构”或“语义表现”；这些基本命题可以用不同的词或相同词的不同组合形式来表达而不改变其基本意义， 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构成这个句子的“表层结构”即文体变体。但从转换生成语法的角度对文本内容分析很少，对文体产生的社会文化因素研究几乎是零，文体分析大部分局限于纯语言层面。我国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初的新闻文体研究以转换生成语法和形式文体学为理论基础，主要是考察新闻文体的语音（字位） 、词汇、句法结构特色。其分析除涉及利奇提出的词汇、语法、修辞格、语境和衔接五大潜在文体特征中的前三种外，还包括了张德禄提出的字系和音系特征，对新闻语篇的文体特征及其社会文化因素论述较浅。

句法结构使用省略，有简洁、生动幽默和讽刺等文体特点，是典型的以转换生成语法、形式文体学为理论基础的新闻文体研究范例。尉瑞星指出，由于时态、语法结构和词汇的转换运用而产生了报纸标题简洁明快、扼要概括、引人注目的文体特色，但他没有论述句法结构上的特点。罗建国分析了新闻英语的句法结构特点，原来以短语或从句形式出现的后置定语开始以过去分词、连接符号构成的词的前置形式表现出来，没有提及新闻文体的语体特征。

三、结论

新闻学论文 篇八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Hall）、本尼特（TonyBennett）、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费斯克（John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注释：

1李良荣《新闻学导论》，第21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参阅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3列宁《未写成的文章〈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的材料》，《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

4参阅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5[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第20爷，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6转引自《报刊的四种理论》，第84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7《劳动周刊•发刊词》，1921年8月创刊于上海。

8见[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第28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9参阅时同宇《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10参阅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上册）第八章，[台]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年版。

11转引自[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第2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新闻学论文 篇九

目前我国新闻学或者相近专业有600多个办学点，根据各个大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创办新闻学专业的前提分析，我们可以把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分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现状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1.理工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对技术和实验的依赖性，因此实验室都比较完备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闻学专业大多是依靠学校既有的相关的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比较注重实践性，对技术性强调比较多。从实验室建设角度看，理工科型学校各种实验室比较完备，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闻学专业共享使用，或者适当改造适应新闻学专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验室建设经费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领导经常接触各种层次实验室建设的报告，这种报告经常涉及到大宗的经费，相比而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使用的经费是相对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准。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但是由于过于依赖技术，他们能站在技术的前沿，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理论的把握。这应当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2.文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这种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一般最开始都是挂靠相关的文科专业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理论建设比较完备，科研上也比较突出。但是客观地讲，实验条件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文科型学校科研和教研经费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始终把新闻学专业定位为一个文科型专业，在新闻学专业投入上相当有限。这使得新闻学专业在发展上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其实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资金办好新闻学专业，还是可以产生相应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如果领导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将大有可为，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分析。

3.综合性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对于综合性院校来说，后起的新闻学专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生存空间上讲，学校领导一般都会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当的物力和人力，这使得这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一般起点都比较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都会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国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新闻学专业一般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上能够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4.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例如体育院校创办的体育新闻专业、财经院校创办的财经新闻专业、农业院校创办的农业新闻专业、外语院校创办的国际新闻（涉外新闻）专业等。这些新闻学专业创办单位往往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将自身的专业和新闻学结合起来，打造复合型人才，在业界也有着较好的影响。因为要打造特色，学校也往往能够在新闻实验室建设上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相比较而言，外语学院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偏向文科性，有点类同上面谈及的第三种情况。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能够把自身优势同新闻学结合起来，学生的就业市场一般比较广阔。不过目前专业院校新闻专业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在教学时存在两张皮的状况，也就是懂新闻的老师不太懂体育、经济等专业，懂经济、体育专业的老师又在新闻传播方面少有研究，这一点是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的。

二、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投入上的思维误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中，文科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例如场地非常有限，经费投入有限使得实验器材相当短缺，实验室也缺少专人管理，这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

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相关人士存在相应的思维误区有着密切关系的。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学专业作为一个文科专业，不需要有太多的实验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最开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创办起来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围的确为新闻学专业的成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有些领导就认为，既然新闻学专业依托中文专业或者其他相关专业，就应该强调学生多写多练，有相关人士就曾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新闻学专业是依托强大的中文系创办起来的，你们应当发挥中文系的先天性优势，让学生勤写多练，至于实践操作，等他们到媒体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媒体虽然每年都会招聘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加盟自己的队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强调工作经验，强调动手能力。试想，我们的学生一没有工作经验，二没有动手能力，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继而弥补自己在学校学习过程所存在的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虚拟性实践操作环节，但是这只能相对缓解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闻学专业投入大经费是否值得？

的确，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师范院校应当坚持自己师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师范专业始终只能充当师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在新闻学专业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们的考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我们的新闻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可能和别人竞争（何况有很多媒体宁愿招聘名校的非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新闻学专业是不可能办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各院系之间的老师许多时候还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闻学专业同其他专业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对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师范型院校，本来在教学科研经费上就比较紧张，没有必要耗费太多人力和物力来将这样一个专业做得非常好。正是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学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闻学专业上。

三、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产出分析

目前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风起云涌，很多学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强大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争取使得自己学校的这个新办专业能够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在新闻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决策者在思维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误区，就会使得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发展相对艰难得多。

实验室建设是新闻学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实验室办好，学生才能学以致用，教师才能把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目前很多职业技术学院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很容易得到媒体的第一认同感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媒体很快就显示其后劲不足，这是因为理论功底过于薄弱所导致的）。因此，学校加大力度建好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将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我们自己为例，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闻学本科教学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快速发展，其未来前景将非常可观。如果丧失这一最好发展时机，以后发展将会更加艰难。目前学校对我们新闻学专业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最主要是在考虑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认为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高投入，基本上没有什么产出的“买卖”，在“教育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今天，有这方面的考虑是应有之意。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在产出上绝不是无所作为，相反，它极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是其他专业或者学科门类所无法替代的。

1.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新闻学专业虽然主要是面向内地招生（每届五六十名学生中，海南籍的学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学生在海南学习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学生会把海口作为自己择业的第一选择地。如果学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学生在学校能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加上专业教师和海南本地媒体的友好往来，我们的学生留在海南媒体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学生就业形势好，这无疑成为招生宣传的一张名片，会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作为自己求学的地方，这样海南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无疑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相反，假如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因为动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就会相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些本来打算选报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与之擦肩而过。

2.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实验室也能给学校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

第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如果比较完备的话，学校各个层次的宣传可以借助新闻学实验室这一平台得以完成。这样，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性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更早进入媒体操作角色，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不少经费开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体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给新闻学专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海南各媒体目前在设备上是非常紧张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和相关频道或栏目合作，将部分制作场地搬至我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进行，收取相应的机器使用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可以用以实验室的维修和保养，另一部分可以进一步适当扩大实验室规模。第二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正在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离”的原则。这无疑给社会上的民营广播电视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相关的条件成立一个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相应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售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关联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既能够给学校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们借助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立相应的影视制作机构，一方面给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果我们能够走出思维误区，加大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新闻学专业是可以做大做强的，然后，新闻学专业将用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来反哺学校。这样，我们的新闻学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才能真正走上发展的快轨道。

新闻学论文 篇十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也许有人注意到徐宝璜也讲到代表舆论、制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同新闻学启蒙者们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他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代为发表之。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1995年)36×258=9288

1页

①转引自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第2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转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36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③转引自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第4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王韬《论各省会宜设新报馆》、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239、308页，1982年校内出版。

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282页，1982年校内出版。

2页

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245页，1982年校内出版。

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269页，1982年校内出版。

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227页，1982年校内出版。

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243页，1982年校内出版。

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309页，1982年校内出版。

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299页，1982年校内出版。

3页

①《新闻文存》第294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②《中国报学史》第10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③《新闻文存》第282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④任白涛

⑤《中国报学史》第3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4页

①《新闻文存》第284、392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②任白涛

③《中国报学史》第289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④《新闻文存》第385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⑤《新闻文存》第422－423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312页，1982年校内出版。

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300页，并参见下册第511－513页，1982年校内出版。

⑧《新闻文存》第291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⑨《新闻文存》第427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⑩《中国报学史》第12－13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报学史》第14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5页

①《新闻文存》第285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②《新闻文存》第286－287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③《中国报学史》第290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④《中国报学史》第291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⑤《中国报学史》第1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第235页，1982年校内出版。

6页

①《新闻文存》第280－281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②《新闻文存》第276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③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第189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④《中国报学史》第146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⑤徐宝璜《新闻学》自序、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新闻文存》第281、385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90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新闻文存》第281、385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90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

新闻学论文 篇十一

［关键词］新闻理论；述语形态；理论科学化

述语形态作为一切学科的语言演绎模式，是学科界划的区别之一，在理论思维中充当实体的表征。理论思维是新闻理论建构的基点，通过特有的述语再现抽象体系，是这门社会科学成立的前提。如果新闻理论是一门学术的话，必须有坚实的述语形式，否则新闻无学的戏说就得到有力的支持。要使戏说彻底破灭，最终有赖于新闻理论述语模式的成熟。

一、理论新闻学述语形态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大多数新闻理论论著的表述方式，呈现直白的通识性语言，新闻理论大众化一方面可解读为通俗易懂，另一方面又可诠释为浅尝辄止、“白开水一杯”。由于新闻理论没有形成特定的述语形态，难以使研究内容达到理论层面，许多新闻学论著登不上大雅之堂，在大型综合学术期刊上没有它的地位。像《中华文摘》这类转载学术成果的著名文献性期刊不开辟新闻学栏目，在其篇幅中新闻学论文几乎不见踪影。我国翻译出版了多本外国新闻理论著作，其中许多观点常被引用，而我国这类著作连一本也没有介绍出去。

多年前，许多学者就看到类似的问题，但并没有从健全述语形态考量理论新闻学的创新问题。至今每年虽然大体有六七种新闻理论著作问世，论文数以千计地刊载出来，但表述形式的理论化并没有明显的升华，绝大多数新闻理论著述很少达到像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理论那样抽象的高度。由于阐释性述语停留在现象层面，致使理论概括欠缺深度，回答新闻工作的任务、原则、要求、责任、效果这类浅层次的内容占有很大比重。而理论要解决的“对象的本质与联系”、“对象的关系范畴”、“对象的真理体系”、“对象的功能系统”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原理却很少论及。新闻学不在理论层面上揭示研究对象的普遍规律，对新闻特征与属性的概括五花八门：有的把新闻特征称为新闻价值要素，有的把新闻价值称为新闻规律，有的干脆把同一个范畴认定为特征、价值和规律，混乱的程度令人吃惊。更令读者头晕的是，对同一个概念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不仅是述语问题，但述语的浅薄却是“非理论化”的必然结果。如果研究者不用有深度内涵的述语表达抽象思维，大量概念的界定就会长期无法统一，这正是学理肤浅、就事论事、坐井观天的效应。

许多新闻著述长年相互抄来抄去，罗列诸如公开性、变动性、群众性之类浅显的“特性”充实理论空间，陈旧的常识也阻碍了理论探索的述语更新。借用毛泽东的话说，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①许多新闻理论观点严重脱离今天的实践，重复几十年前的套话，使理论表述毁掉了生机勃勃的认识锐气，思维萎缩的特征十分明显。

特定的述语形态不仅是学科的风貌，而且是科学认识类型化的结晶，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新闻理论成果完善的程度。一个歧义众多、范畴尚不稳定的学科，在述语形态上是极为混乱的，往往跳不出日常语言的纠缠，俗语、俚语、套话、行话占的比重过大，这不是证明这门理论还没有形态，就是学术思维的枯竭使探索者们难以进入理性门槛。这并不是说，新闻理论研究在近些年没有重大进步，而是说它“离达到完整、深刻的理论体系还有相当的路要走”②。扶持学者摆脱枯竭的思维，突破以往操作层面上的简单概括，努力建构其述语系统，不能不是新闻研究在新世纪面临的关键性课题。

二、理论新闻学述语形态的历史范例

早些年，有些学者曾批评新闻“有术无学”的倾向，这里的“学”主要是指理论——剥掉零碎新闻现象的理性思考。毛泽东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③这段话通俗地说明理论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而且强调了理论的重要。理论往往是描述、推论肉眼看不到的客体的内在联系，用特定的述语对抽象思维加以精妙的演绎。新闻理论如果用经验性词语对新闻活动的性质、关系及其规律进行概括，其述语形态由于远离内在的关联性而难以再现规律，必然会有很大的随意性。

是不是新闻理论的抽象之难，使它无法达到其他学科那样的理性高度？绝对不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一些新闻理论家们就做出了示范。由于翻译上的原因，今天我们很难读到那些精粹的理论阐释，尽管那些阐释有许多观点我们不赞成，但他们的述语格式却是一种理论样式。

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的新闻学者阿维因在《宣传与新闻》一书中第九章“新闻是什么”，对新闻下的定义有一定深度。他写道：“新闻就是同读者常态的、司空见惯的观念相差悬殊的一种事件的报道。”德国柏林大学道比法特教授在他所著的第1版“新闻学”第1卷中，对新闻的定义作出的界定却是：“新闻就是把最新的现实现象在最短的时间内连续介绍给最广泛的公众。”接着他又说，这一最新的现实现象的传达者就是报道。他对报道的定义又有如下的说明：“报道就是个人以及社会在生存竞争中所发生的新事实的传达。”道比法特教授在“最新的现象”之间加上“现实性”，意味着“最新的现象”就是“现实的”。可见，他们在阐释理论问题时，对概念的运用颇费周折，无非是力求选择恰当的述语再现内在的本质。

1903年德国记者兼学者雷布尔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化与新闻”的研究文章，被德国新闻界誉为近代新闻学的经典文献。论文指出，“现实性”是报纸内容的本质特点，“报纸的本质内容是直接以现实为基础，而又处在现在发生的事件状态，利用意见以及倾向的宣传来影响现在。这一性质即是本质的内容”。4年后，在科隆大学讲授新闻学的布伦富巴先生用“适时性”代替了“现实性”，但在它下边仍用括号注上“现实性”。法国的舆论学家塔尔德在《舆论和公众》（1899年出版）一书中，论述了舆论的形成依赖新闻的力量，对“现实性”一词的意义作了如下的说明：“流行着的东西都是现实的。所以不只限于现在发生着的事实。但即使是最近的事情，如果社会上的注意力转向他方，现在把它忘却了，那也不是现实的。”④

西方、特别是德国新闻理论，注重对关键性概念进行深入的揭示，在抽象层面上论述其基本含义，这是其新闻理论的述语特点之一。论述作为逻辑的推演过程，每一步都在阐述概念与论据如何砌起完整的意义体系，产生一种系统的深化认识。葛洛特在说明雷布尔提出的“要从报纸内容的精神中找统一性，内容有了变化就不可能证明企业的统一性”的观点时，其语言不仅具有严谨的论证性，而且阐述的因果关系、前提条件始终是在抽象层面上向前推进。他写道：“雷布尔的见解是地道的理想论，虽立足于对记者职业的高深见解，但与实际相矛盾。精神上的统一是所有报纸所要努力追求的理想。任何报纸都应当把自己的内容构成为一个完全加过工的完美的统一体，包括当地零碎的消息在内，并且使政治版、经济版以及文化版都应当互相配合、互为作用。因此，要有这样一个信念：在政治方面要用事实和评论的重炮进行战斗；在文化方面则要用俏皮话和笑话作手榴弹，为争取战斗的胜利而进攻。精神上的和工农业上的坚定的根本概念应当支配所有版面并指导所有版面，使之协调。但是，实际上统一这个法宝，并不意味着报纸具有与其不可分割（一般地或彻底地）的本质。在漫长的报纸生命中，不仅名称、发行方法、版式、内容以及篇幅要发生变化，而且它的发行者也往往要更换。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把它看作是原有的报纸。历史的发展往往要留下它的痕迹，当历史和认识证明它有错误时，即使是根本见解也为之一变。如果说这一变化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约束，那么责难其变化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样的情况是可以责难的：它的变化是由于赢利的欲望所致或由于其他卑劣的动机所致，以及它的主张对一切都适合，对各方面都有效。”⑥

其实，这种理论演绎并不是罕见的思维形式，在其他理论学科早已达到纯熟的程度。在马克思的新闻理论著述里，理论抽象表现出的范例更令人惊叹，几乎每一段都出现经典性语言，把新闻现象的内在联系揭示得一览无余。前人的范例告诉我们，从具体抽象出真理的确定性，是用一套抽象的话语模式掠取现象的必然性，在思维形式上达到逻辑的内化，否则新闻理论就不够格。

三、述语形态与新闻理论的科学化

新闻理论达到理论规格，并使其真正科学化，不能不是个巨大的创新工程。一方面需要改变形式上就事论事的表述方法，另一方面要克服内涵上的“时事报告”和“思想教育”的“日常话”内容。对记者的时事报告和思想教育都是需要的，但它不是理论素养的有效构成，只有用特定述语阐明原理及其确证方法，才是新闻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

理论层次的科学认识，是从客体的内在联系反映客体，通过对经验知识的理性加工再现这种联系，“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⑦在理论知识中，感性的东西虽然已不同于经验，但它仍然是理论抽象的基础，必须提升到理性高度。正因为如此，新闻理论离不开经验，离不开崭新的趋势为它提供的丰富思想，但也不能环绕经验认识表达体验性的话语，事实上，一些新闻理论著述中的观点远远落后于今天新闻实践的发展，所谓“经验描述”根本不具有现实性，而是远离科学的历史话语的无效重复。绝大多数“经验”成为时代的弃物，理论的科学化就成了“空壳”。科学的理论新闻学既要概括人类广泛、丰富、长期的新闻实践活动，又要经受最新实践的检验，用一系列抽象的述语揭示普遍规律；即使特殊规律也要在理性层面上加以确证，提供现实经验无法提供的东西，这就需要用同时代吻合的崭新的话语体系表述理论建构。

新闻理论包括知性与理性、知识和原理。知性一般是指“有什么”、“是什么”，理性则是指“为什么”，“何为是非”。知性和理性有时并不统一，二者的统一才形成科学理论。黑格尔认为，知性的特点是坚持固定的特性和各种特性间的区别，凭借理智对具体的对象持分离的观点，把人们知觉中的多样性内容进行分解，使它们变成简单的概念、片面的规定、稀薄的抽象。⑧知性达到的只是新闻活动的具体性，不能反映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内在联系，给理论概括只是提供了基础。这类经验述语把个体性和特殊性统摄于自身时，却拆散了事物多样性的统一，使内在联系变成松散的外在关系。排斥知性是错误的，但以知性冒充理性也会导致简单化和概念化的倾向。科学理论作为系统化的理性体系，是让若干知性与事实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把新闻活动的经验层次提升为公设并获得抽象话语的深化，使理论最终得以在实践中获得验证。

[page_break]

像任何理论学科一样，新闻理论有确定的结构，作为反映理论成分（即概念和相应的判断、推论）关系的理论结构，使其成为明达真理的阐释体系，抽象化述语渗透在这一结构的各个部件中。没有结构或结构不合理的新闻理论，不仅内容凌乱，而且也会支解知性与理性的联系，如果述语浮动在常识层面，这种联系根本无法再现，理论结构势必会发生断裂。就一般而论，科学化的新闻理论结构在述语形态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概念述语体系。理论是由概念组成的，概念决定它的思想成分，成为理论展示的构件。概念内涵不确定或错误，整个理论大厦就建立不起来。近些年的新闻理论著述中出现许多新的概念，但很少给予清晰的界定，给论著中的观点带来许多不确定性。比如新闻资源配置、新闻本体、普及性符号、新闻增值等等，这类新概念不释义或界定不严密，让人无法了解上下文说的是什么。理论结构是概念和论断严整、连贯的系统，借助述语的逻辑可以从一些判断获得另一些判断。概念（术语）是述语形态的基本话语单位，理论新闻学准确地阐释概念的内涵，也为其他新闻学科的研究提供了科学思维的基础。

（二）具有推论的述语体系。理论的逻辑结构带有演绎的性质，借助特定的抽象述语从少量真实的前提得到大量新的必然结论，是新闻理论体系的推演过程。如果演绎具有可靠性，那么在新闻理论的体系中从一些被看作原始的真实判断中，可以衍化出所有其他的真实判断。但假设的真理性并不能由逻辑结构本身来保证，必须在体系之外，用实践的方法、通过观测实践才能确立。因此寻找原始的理论前提实际也是一个创造过程，演绎首先从丰富的经验中提出基本假说，然后从假说述语中导出各种推论，进而构造整个理论大厦。

（三）阐明定律或原理。从形式上说，阐释一种新闻现象或对该现象的描述，需要从已有定律的陈述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同时，阐明一条定律或原理，需要说明该定律或原理是从其他一些定律和经验中推导出来的。从内容上说，揭示新闻活动的本质、设法阐明规律，必须提供一个更为深入和精确的术语群，使述语形态能够完整地论述一组原理。名为《新闻学原理》的论著，应把着力点集中在原理的概括和阐述上，总结出的原理不仅覆盖广阔的新闻活动领域，而且具有原理的语言表述形式。

（四）建立各种科学解释的述语类型。这些类型是：（1）因果解释。用特定语言阐发制约某些现象发生、某种规律存在的原因。（2）概率解释。揭示现象遵循着怎样的统计规律。由于不确定性（偶然性）是事物的性质之一，不确定因素在哪种条件下才是确定的，要在概率上给出确切的描述。（3）结构解释。论证理论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抽象性述语解释系统的某些属性、特征及其联系形式，揭示新闻现象的本质。（4）预见性解释。科学的新闻理论还具有预见功能，测度最近和未来发展规律的可能性。预见和原理依据同样的述语、按照同样的逻辑，从前提和先决条件中演绎出来，推导出有关未知事实的结论。这些事实或者已经存在但不为人们所知，或者暂未存在但能够在将来发生。新闻理论的预见主要表现为前者。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理论必须通过预见还不知道的规律与现象来扩展人们的知识和理解，提供超过经验的洞察力。这样，许多前瞻性述语被创造出来。如果新闻理论提供的原理和定律几乎所有的记者凭亲身体验就能感悟出来，它就不再是理论而是一般常识了，它的表述形式必然是路人皆知的语言。

注释：

①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卷，第788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②《新闻理论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展望》，《新闻出版社》2000.3.1。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页。

④⑤⑥均引自（日）小野秀雄的《新闻学原理》，第18-20页、第141-143页，1947年初版，1957年修订版，中译本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资料室。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49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