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提高我们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写起论文来就毫无头绪？奇文共欣赏，疑义相如析，以下是漂亮的小编为大伙儿收集整理的优秀传统文化论文（优秀7篇），仅供借鉴。
理清这个哲学关系，把二者辩证有机地统一起来，实现两者和谐发展，将有助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1]；有助于党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彰显文化特色，增强舆论宣传引导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助推有效传播力；有助于我们党的宣传事业在新形势下的创新和发展。
一、党报的属性和职责决定其必然成为传承优秀蜀文化的重要载体
1．党报是传承优秀蜀文化的重要载体，这是党报的属性和职责所决定的
党的机关报是宣传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的工具。它是，肩负着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的神圣使命。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关于宣传诉求，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都有过系列重要论述。同志曾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包括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都应该取其精华，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2]同志也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继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轮子” [3]。
在媒体日渐发达的新形势下，城市党报在日常新闻传播、各种专刊专栏，尤其是作为思想性和文艺性高度结合的宣传阵地副刊上，以其时效快、影响大等特点，对传播弘扬优秀蜀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党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承发展蜀文化的主要内容
同志指出，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4]党报更是必须坚决有效抵制“三俗”，对传统文化有扬有弃。城市党报传承与发展优秀蜀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等等。城市党报的性质决定了其建构与传播的重点是蜀中政治文化；而作为大众传媒，党报在传承发展地方文化上要充分体现大众性。
蜀地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人文积淀，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是今天蜀文化资源的主要源泉。向读者普及蜀文化的相关知识，及时报道关于继承和弘扬蜀文化优秀传统的各个动态，引导传承，是城市党报的必然选项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 优秀蜀文化提升党报传播力
1．优秀蜀文化彰显城市党报个性特征
应该说，地方文化构成了城市党报的个性，是城市党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存在一定地域环境中的人们，其心理特征、文化性格或多或少会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本地老百姓在文化心理与生活经验上与本土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这是生存环境提供给城市党报的最优厚的条件。城市党报只有着力体现地方文化，努力反映城市社会生活、风土人情，使新闻作品充满地域特色、人文韵味，才能使城市党报的新闻作品与本地读者产生共鸣，从而赢得读者，使城市党报得以生存和发展。城市党报也只有着力体现地方文化，才能在众多媒体中体现自己的“个性”，体现“生存的理由”，拓展生存的空间，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诚如金华日报社总编辑所言，地市报媒的新闻，首先应当考虑本地读者的口味，符合本地的地情，满足本地读者的需求。这是中国地市报媒生存和发展的基石。 [5]
2．用优秀蜀文化元素提升城市党报文化品位
一座城市，如果没有自己的地域文化传承，就如同一个肢体健全的人失去了灵魂和记忆。城市党报副刊应该承担起弘扬地域文化、保留地方历史文脉、传承地方文化记忆的重任。党报副刊集思想性、文化性于一体，承载和传递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和人文情怀。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品牌，就是一个精神航标。在我国当今的报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富有特色的党报副刊，如人民日报《大地》副刊、解放日报《朝花》副刊、烟台日报《半岛》副刊、四川日报的《天府周末》副刊、成都日报的《天下成都》等，都成为具有较大影响的报纸文化品牌，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忠实读者群。在许多读者心目中，这些副刊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主刊和报纸本身，成为报纸与读者之间的一个联系桥梁和纽带，无形中增添着报纸的公信力和美誉度，更提升了城市党报的文化品位。
高雅的文化品位、高尚的审美情趣，是新型城市党报副刊的生命源泉。成都日报《天下成都》副刊经过10年发展，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其原因之一，就是坚持了较高的文化品位和价值取向；坚持地域性的原则，立足四川，传承文脉，弘扬优秀蜀文化。目前开辟的“金沙讲坛”报纸版、“读城记”、“寻秘记”、“人文地理”、“天下成都之人物”、“天下成都之笔荟”等栏目，既注重新的蜀地人文精神的培植和塑造，更注重对传统蜀文化的继承和扬弃。在该报组织的读者调查中，读者称赞该副刊“富有地方特色且具有史料性、知识性”。
2011年以来，《成都日报》副刊《天下成都》连续刊载对文化名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已故馆员易均室、徐无闻、谢无量（后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的深度报道，介绍乡先贤的品格和学术成就，激励后辈。《成都日报》很有影响力的“晚晴”专刊，曾约请四川省文史研究馆近百位馆员题写刊头。这些川内著名老画家、书法家、金石家、艺术家挥毫着墨，在党报上留下了墨宝真迹。文化名家、老艺术家德艺双馨的人品声望，有效提升了党报的影响力。
1．对儒道的弘扬与承继
宋初学者孙复创泰山书院，他本人“尽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三十年，而深通孔子之心”。他的最终目标是“传道授业于弟子，并将其以书载之后世，则道乃大耀之”。由此可见，书院是士人们进行学术研究、光扬儒学的重要基地。宋朝统治者一改五代时士子多散乱而无法学习的状态，汲取了唐末五代武夫当国的教训，采取了重文抑武的国策，对于书院教育极为重视。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积极参与书院建设，使书院有了颇多官方背景，其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也得到了广泛性的社会认可。史上著名的岳麓和白鹿洞二书院，自宋以来，历代都有重修及改、扩建等工程，基本都是政府官员主持此工作。朱熹中兴白鹿洞书院之后，使闽学成为一支重要的学派；陆九渊创建象山书院，成为心学之集大成者。学者们以书院为阵地，通过自由讲学、辩章学问传播学术思想，在争鸣、论辩、交流的同时，使学派得以成型，学术得以继承，思想得以传播。通过宣讲义理、指摘时政、昌明道学、答疑切磋等讲会形式，使学术得以创新，学术思想也得以纵向传播。书院学者通常施行愿者自来的办学方针，即便是乡村野夫亦可使之向学，安之敬业，如此则从横向范围扩大了儒学的传播。
北宋华林山胡氏书院(胡仲尧所建)有教室一百多间，图书上千卷，社会各阶层前来求学的达数千人，“岁时讨论，讲习无绝”。“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追求使书院文化在偏远蛮荒之地亦得以传播，大大提高了当地的教育质量。书院的创办，使儒家文化得以广泛传播。一方面它大大补充了国家教育资源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也聚结了民间的基层社会力量，同时起到了社会稳定剂的功能。学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与书院的培养密切相关。学生们可以说是书院的活广告，通过他们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联系，对社会的道德垂范有移风易俗之功效。一个人的修行操守，可以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道德操守，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甚至几代人；一个时代的风俗习惯才能慢慢形成，进而形成人才辈出的局面。学生散布知识和揖礼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拓展了书院教育的社会化空间。他们的社会形象，与书院教育所要求的人文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传承，这显然与书院培育出的人才有着密切联系。因为在传统社会中，拥有话语权的社会精英和士子们的文化影响力毕竟不可小觑。
2．对儒家学术文化的传播
中国古代书院一大特征就在于，其往往与讲学者或主政者的学术流派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儒家占传统教育主流的社会中，书院往往与儒家学术文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宋代以来，由于道学的兴起，书院在融合佛道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家学术文化传播中心，如朱熹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吕祖谦与丽泽书院，陆九渊与象山书院，东林党与无锡东林书院，阮元与学海堂、诂经精舍，张之洞与广雅书院，康有为与万木草堂等。这些书院在11世纪至19世纪之间，不仅延续和弘扬了儒家的学术传统文化，也为儒家学术传统的转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需要提及的是，自宋代以后，书院与理学一体化始终伴随着书院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儒学大家和社会精英将道学视为安身立命之所，另一方面，书院不再单纯是教书育人之场所，它还承担着传播学术文化传统、弘扬传统礼乐文化、重振伦理道德文化之重任。正是基于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书院与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调和着儒家学术与传统政治的关系，也消弭了部分社会矛盾与问题。特别是南宋末期，随着令的解除，以及对理学的极度推崇，书院一时间如雨后春笋一样，形成了蓬勃发展的态势。而儒家的“君子群而不党”文化理念，以及社会地域经济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书院峰起林立，形成了以理学和心学为中心的不同学派倾向。书院在此基础上，发展和丰富了各自学派的思想体系。从单体教育推广到形成独特的学派流传，这是书院对传统文化制度化传播的巨大贡献。
自朱熹制定了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书院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之后，该揭示成为历朝历代各地书院的总学规。它规定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为五伦之教，并指明至圣先贤的教书育人之道在于明理修身，然后推己及人。反对死记硬背、沽名钓誉，以功名利禄为目的的读书。二程理学的本质是，学则达天德，治则行王道。天德而与王道，实乃一以贯之。理学家们在教育过程中始终将道德教化视为重中之重，从而使道德建设成为书院精神建设的基石。从本源来讲，书院传播传统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道德教化，“道德齐一而礼义自明”。“故道之不行，则不足为道；学者若无益于家国，则不足为学”。明道始终贯穿于师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之中，才德并重则成为书院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赵宋南渡之后，书院不再单纯是教书育人之场所，这也成为书院与理学相互融合的一个标志。如石洞书院创建者郭钦止曾请名家、大儒主持教学，将所有家藏图书捐给书院供学子读书，将所有土地变为书院的土地，以此向世人表示书院不是他郭某人的私有财产。书院的学术思想不仅在当地得到传播，同时也以学派传承的方式延续千年，呈现出了组织传播时间、空间双重结合的特征。
二、书院对传统教育制度的发展
首先，书院的制度建设不仅使传统教育精神与教学理念得以薪火相继，还对今天的教育制度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自书院的兴起直至终结，伴随着“文化下移”的不断深入，书院各种教育制度建设围绕着平民而展开。这种“大众化”的教育传播方式，无疑为儒家文化的传承和教育制度建设创造了更广泛的话语空间。在此，以讲会为代表的书院教育教学活动，对于传统教育发展以及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这种常规教学与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教育教学活动，对学问探究、学术传播等起到积极作用。如朱熹与张拭围绕“中和”问题会讲于岳麓书院；鹅湖之会上朱熹与陆九渊的激烈论争；康有为在长兴学舍和万木草堂的讲学，以及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这一切表明，讲会在书院的文化传播中充当着很重要的角色。需要提及的是，在书院的发展中，传统社会精英不仅积极探索理念层面上的制度建设，还以文献的形式真实记录了书院教育制度建设情况。
流传至今的大量书院学记就是最好证明。除去文字层面的意义，这些学记既是传统教育制度的精华所在，又是传统教育文化升华的集中代表。即使在教育大发展的今天，有些书院制度仍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比如《白鹿洞书院揭示》《白鹿洞讲义》《鹿洞书院讲学记》等。而这一切对于近代中国教育以及东南亚和日本的社会教育都起到了不小的影响与作用，甚至欧美的书院建设也在这之中获益匪浅。不仅如此，书院以讲会形式所划分的教育内容，对于促进教育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保存，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如黄宗羲主讲证人书院时，其讲会的形式具体分为时文之会、诗古文之会、五经之会。又如颜元在漳南书院讲学时，曾将课程分为文事斋、武备斋、经史斋、艺能斋、理学斋、帖括斋，及至乾嘉汉学主政书院时，又以注重训诂、经学而闻名于时。可以说，书院提倡的育人以德、德行兼备、注重操守、大家讲学等一系列教育制度建设，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也在某种程度上维系了传统教育理念与道德伦理观。现存岳麓书院等古代书院的文化遗产，至今能成为研究热点，就证明了这一点。其次，书院奉行的祭祀制度对于传统礼乐文化制度和教育理念的传播也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以现代教育眼光来看，古代书院的有些祭祀制度显得有些荒唐可笑，但对于千百年来奉行礼乐文化的中国而言，祭祀制度在书院的文化传播中却意义非凡。因为在宏大肃穆的文化氛围中，书院祭祀活动既能使师生和社会群体能时时感受到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又能使其感受到“一种受世人普遍认同的社会规范和道德价值体系，从而实现个人、家庭、国家乃至天下太平”的文化理念和教育理想。中国向来有尊师重道的教育传统，书院祭祀制度无疑将其放大了。对于此，徐梓先生认为书院作为感性教育和榜样教育的典范，它使生徒们耳濡目染同时，“逐渐培养起了对先贤的礼敬和景仰，进而考索他们的德业和事功，并以建立这样的功德自我期许：‘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诚如斯言，书院祭祀作为重要的教育制度和文化活动，其在类似宗教氛围中，既潜移默化地传承了古代教育尊师重道、推崇道德、弘扬学统的教育文化理念，又进一步提升了诸如仁义礼智信、忠孝等传统文化道德理念的地位。比如朱熹因书院祭祀活动，而成为明清书院和理学派的灵魂与核心，并一直影响到今天；文天祥则因书院祭祀，而心生歆慕忠义之情。更为重要的则是，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使书院在祭祀对象选择上，实际暗含了学术思想和学派归宿的选择。
孔孟周公以及朱熹的学说理念至今还能得到中国社会以及海外的强烈响应，就得益于此。此外，作为书院最基本的制度之一的书院学规，更是将传统教育育人以德、润物无声的教育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比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写字必楷敬”等学规。其传递的不仅是古代教育理念和教育精神，更是古代教育者智慧与经验的集大成者。可以说，书院之所以能在封建社会后期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传统文化能得以延续，无疑这些书院学规在文化传播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些教育理念与制度在今天的现代教育中依然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借鉴意义。
三、书院对文化典籍的保存与传播
从发展历程看，书院藏书对在传统文化的传播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书院保存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典籍。这些典籍无论从学术眼光来看，还是从文化传播角度看，都是弥足珍贵的。比如钟山、紫阳、敷文三所书院所珍藏的武英殿刊本的《十三经》《二十二史》，以及白鹿洞、岳麓两书院珍藏的《御纂日讲解义》等古籍，就为研究传统文化典籍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由于书院与学派的发展密切相关，故而许多学术大家的著述文字，也通过书院刊印、收藏得以保留下来。以清代河南书院为例，孙奇逢的300多万字的各种著作，以及耿介、李来章、窦克勤等人的著述，皆因书院而得以保存。甚至这些书院的藏书到现在还为近代图书馆和新式高校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刊印于晚清的《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和上海龙门书院的《女子理科矿物及化学》等书籍，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无形“推手”。其次，书院的刻书与印书等文化活动，不仅传播了文化、扩大了教育影响，也推动了书院学术研究活动。如朱熹所编撰的《论语集注》《论语要义》《近思录》《孟子集注》等二十多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一方面扩大了理学的影响力度，另一方面，又促使理学真正占据当时学术主流地位。又如阮元在主政学海堂和诂经精舍期间，不仅刊刻了包括《十三经注疏》《杜诗》《文选》《朱子大全集》等一大批经史子集，又刊刻了《诂经精舍文集》八卷，这对于清代乾嘉汉学的发展，以及乾嘉学派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在传统文化传播以及学术研究中，书院的地位和意义都是无法替代的。其三，书院的藏书以及其他捐书和赐书等举动，对于文化理念的传承、教育的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成绩。比如在清代，官方所修成的《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批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文化典籍，几乎全部以赐书的形式，捐献给了各级书院。而各地士绅官吏的捐书，又无疑丰富了书院的藏书内容。加之书院提倡自学为主、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等办学理念，使得书院在培养人才上有许多官学和私学所不能比拟的突出之处。对于此，学界已多有论述，笔者不再赘述。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较为宽松的氛围环境中，生徒能博览群书，砥砺品行，能自觉地传承传统文化理念。
四、结语
入高中政治课程的心理学依据传统文化对认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由文化的二重性决定的。一方面，文化意味着“人化”，它是有意识的人类在现实的生命活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历史的继承和沉淀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正是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人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外在客体，从而赋予客体属人的意义和内涵，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正是在历史的沉积中，多彩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得到深化和内化，从而成为标识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文明符号，即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文化意味着“化人”。虽然人创造了文化，但文化也塑造了人，作为现实个体的人总是需要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在这个意义上，人是前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和结果，传统文化构成了人生成与发展的前提，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观点态度，也就是说历史文化构成了当下人认知的“逻辑的格”（列宁语）。
文化与认知的互动关系意味着，教育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脉络而成为孤立的独白和僵硬的灌输，理论的活力在于为人们所理解和内化，而一种理论只有注入了历史文化的血液，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才能融入个体的精神世界。纵观中国近现代史，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之所以在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如此大影响，正是因为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互动：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出发点，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和活力，另一方面，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视角，给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特色，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高中政治课程的对象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塑造和形成中的青年学生，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记忆和把握，更应当是理论的理解和内化，只有如此才能为中国梦的伟大实现培养既具有专业素质，又具有良好道德的新世纪人才。过去的中学政治课程往往以灌输而非引导，记忆而非内化的方式展开，进而沦为了学生为应付考试而不得不掌握的枯燥知识。这种方式的教育不仅效果微弱，甚至会使学生产生厌烦和抵触情绪，从而产生负效应。造成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不良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施教者忽视了文化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相关规律，脱离文化传统和文化语境阐述知识，让本该唤醒学生道德意识的学问变成了知识的独白，让本应内化的理论变成了工具理性的运用。
二、契合与启迪——传统文化融入高中
政治课程的现实可能性一方面，儒家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理念内在契合。儒家教育思想对传统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有着深厚的影响。在教学方法上，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个体在认识结构和性格特征上不尽相同，标准化的课堂教学虽然满足了大多数人都能受到教育的要求，但也忽视了个体及其个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孔子在教学中往往针对不同学生的相同问题给予不同方式和不同内容的回答，这些回答表面上看似随意，甚至相互矛盾，但实际上却是孔子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做出的有针对性的教育。在教学原则上，孔子主张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在此，孔子主张教学应当是带着问题意识的教学，课堂不应当是教师的独白，而应当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的主动思考。在教学目的上，孔子主张立人，培养学生“至于道”的品格。唐儒韩愈的名句“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深刻表明了儒家的对教育目的的看法，教师最重要的目的是传道，但这里的“道”不仅仅是学问之道，更是做人之道，人生之道……当代教育主张素质教育和尊重教育，认为教育应当以人为本，应当让学生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效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教育哲学思想无疑与当代教育的这些理念有着深刻的一致性，给予巨大的启发。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为高中政治课程提供了丰富的具有启发性资源。中国传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很多内容与中学政治课程有着密切联系。在政治思想方面，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为政以德的主张体现了民主理论的萌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和法家的法制思想则对于思考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在经济思想方面，荀子对如何实现“富上而足下”，“上下俱富”这一理想探讨，体现了积累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儒家与其他学派关于利义之辩的讨论则为思考法治经济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哲学思想方面，佛教哲学关于“有”、“无”、“空”三个概念之间关系的阐述为理解辩证法和对立统一具有深刻意义；儒家的“格物致知”理论则能更具体和生动的理解实践及其与认识的关系。可见，中国传统思想与中学政治课程中所涉及的内容不是割裂的。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人类在发展中，总会面临相似的问题，而先贤的思考往往包含了智慧的火花，能为理解和解决当下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在授课过程中也可以应当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的相关内容，在历史的阐发和对比中，展现理论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三、超越与创新——传统文化融入高中
政治课程的方式和路径第一，超越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辩证看待传统文化。当前对传统文化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观点全盘肯定，另一种观点全盘否定，而两种看法都是恩格斯所说的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体现。全盘肯定者主张回到过去，否认当代文化的价值，忽视了文化和思想应当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有所发展的；全盘否定者则总是为传统贴上种种标签，从而简单粗暴地排斥传统，例如：在对传统哲学思想上，大家往往习惯性地贴上“唯心”和“唯物”的标签，并毫无思考的认为唯心就是不好的，唯物就是好的，对此列宁曾提醒大家“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昧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在此列宁正确地指出，对待传统思想和文化时，应当保持客观的立场，应当深入其具体内容本身而不是对其内容简单的定性，只有以辩证的观点分析，以历史的视角理解，才能防止两极对立的错误观念。
关键词：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博大精深、别具魅力的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作为提升人的思想素质、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教育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注重传统文化思想的导向功能，传递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政治、道德、文化的思想精华，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在政治思想、品德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都能充分体现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特质。思想政治教育只有通过运用、发展、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彰显现代价值，才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保留在中华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1]。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主要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础，涵括其他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丰富博大的有机构成体系。”[2]伦理、人道是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特别重视培育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境界，注重人的道德品格完善。比如舍生取义的崇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知行合一”的践履知行式实学精神等。
二、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创新研究，离不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和优良革命传统的继承弘扬。”[3]科学理性地认识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性，对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养成高尚的道德品质，确立正确的人生价值目标，具有深远意义。
（一）有利于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格修养，追求至善至美的人生理想境界，反对人为物累。孔子倡导“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倡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崇高人生理想；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并要求人们应具有“浩然正气”；老子用“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拿”[4]来告诫人们；孟子推崇“舍生取义”思想。这些文化精神指向都表现为重理想、重气节、重修养和刚正不阿，内含超越世俗价值、功利价值的终极目标，充盈着人格理想和人文精神。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倡导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人生观，有益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发展方向，使当代大学生真正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对民族、国家美好未来发展前景具有价值认同，努力发展成为未来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栋梁。
（二）有利于大学生形成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品格，弘扬民族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把追求人生理想的艰苦努力过程审美化，提倡以苦为乐，自强不息。孔子在创立儒学时就注重“刚健奋进”、“发奋忘食”、“自强不息”方面文化精神构建，提出“知者不惑，仁者不悦，勇者不惧”[5]。《易经》中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倡导刚健、自强不息的品格、拼搏进取精神。这种民族精神铸就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民族性格。把贫困忧患视为磨练意志、实现完善人生理想的必要条件。通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这些优秀思想因子，积极营造弘扬民族精神的良好氛围，使大学生能够依靠自身的努力拼搏不断地追求和实现自身目标，不断地超越和发展自我，做生活的强者，顺境不骄，逆境不馁。
（三）有利于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的培育
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又一面民族的旗帜，经过千百年的培养强化起来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融入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中，激励了无数有志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前赴后继，培育了历史上许多杰出的爱国志士，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之绝唱；北宋范仲淹歌颂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应引导大学生继承爱国主义传统，弘扬民族精神，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念，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的关系。通过教育，使爱国主义的义务和责任被大学生认知并在情感上得到体验，将爱国之情内化为他们未来从事各项工作的精神动力。
（四）有利于大学生良好思想道德品格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重在人的品格的培养、精神的塑造，强调道德、道义对人生的重要性。孔子强调建立以道德示范为特点的教育方式，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还特别重视心理感化作用，提出“内省”的修养方式，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此外，中国传统的道德修养注重修养实践，强调道德践履。“履，德之基也。”[5]一个人只知晓如何做人并不能算有修养，只有身体力行道德规范，才是真正有修养。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人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培育方式，就要树立道德榜样，注重心理教育作用，言传身教，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伦理观，使得他们对是非、善恶、美丑、荣辱、守法与违法的判断标准内化为一种思想情感，由然地追求崇高，拒绝丑恶。
三、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实现路径
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必须正确理解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才能具有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我们一定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始终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不断丰富、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将传统民族精神教育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进行关联，创新、传统文化的形式与内涵，采用具有时代精神特点的教育内容、方式、介质，获得大学生的认同和接纳，使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得到升华，实现培育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
（一）充分发挥思政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加大传统文化教育比重
课堂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之一，有计划地把传统文化的内容纳入到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体系中。改变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结构性缺失现状，加大传统文化教育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比重。加强通识教育，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儒学经典导读》等公共必修课。通过思政理论课教学，将传统文化内容讲授给学生，使之转化为学生的精神追求。积极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传统文化融合的有效模式，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实现互动式、对话式教学，以喜闻乐见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以愉悦的心情获得思想教益，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因子浸润心田。重视并促进教师的人格垂范作用，以此带动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质的提高。
（二）积极开展丰富多彩校园文化活动，发挥传统文化思想熏陶效应
组织开展以传统文化教育为中心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注重传统文化教育的浓厚校园氛围。通过举办论坛、开设专题讲座、征文、演讲、辩论赛、知识竞赛形式等，在学生中广泛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通过举办与传统文化教育有关的文化沙龙、传统文化艺术的展览、演出等等，吸引学生广泛参与。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学生生活的每个场景，让学生从身边的一点一滴中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大学生在感受艺术、文化熏陶的同时得到了潜移默化的道德人文教育，真正做到入耳入脑，使他们的人格品质得以提升。
（三）使用新型媒介手段，创新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契合方式
在网络“全民围观”的态势下，充分发挥现代新型媒介手段的作用，创新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契合方式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校园网、校园电视台、校报、学生社团刊物等传媒手段，充分发挥校园传媒的育人功能，在学生中广泛地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性和现实性的教育，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增强民族认同感。注重发挥网络媒体的新阵地作用，构建传统文化教育平台，使用微博、微信、飞信等新型媒介，探索借助社会型网络社区等形式，实现迅速及时的传统文化知识传递，达到互动交流，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趣味性，避免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教形式，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党的十报告再次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植根于民族土壤，在现实基础上积极探索研究，汲取传统文化的养分。要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剔除糟粕，吸收精华，推陈出新，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赋予其时代精神，更贴近大学生思想生活实际，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导向、价值取向和教育倾向，使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更具有精神支撑力和知识启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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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梦岳。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82.
[3]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发展创新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4）：9-12.
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形成基本共识，努力做到振兴国学，弘扬国魂，遵守国法，传习国艺，申明国教，乐享国俗，精操国技，并使七者相通互利，相辅相成，以文化成，强国益民。这样才能发挥好它的重要作用，大力繁荣中华文化，增强文化强国的自信自觉，恢复大汉盛唐泱泱大国吞吐自如之雄风，改良世界文化产品进出口格局中中国文化产品入大于出的不平衡状态，将中华传统文化变成人类建设和谐文明世界的共同的宝贵财富。
归根结底，“文化是实现人类理想的过程和结果”，与“人类文化金字塔”的层级结构相一致。它的塔基是人类衣食住行用的生产、生活、滋养精神的物质文化；塔身是既有物质文化因素，又有精神文化因素，以综合文化形态显现，包含社会制度、国防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卫生制度、文化制度等在内的制度文化；塔顶是包含艺术文化、学术文化、宗教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等在内的异彩纷呈、和光同尘的精神文化；塔尖是集合了人类美好向往的理想文化。四者构建成一个层级分明、和谐互动、传承久远的有机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正是人类文化这一基本结构模式的中国化。
一、国魂文化。或称国德文化，它居于文化金字塔的塔顶，是中华文化传承体系最集中体现民族价值观的核心。它的道德内容，是易家易德的结晶，体现为儒家仁德、道家玄德、佛家佛德，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浩然正气、顺天行道、积德行善、大慈大悲为道德标准；以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爱国忠勇的先贤豪杰为民族脊梁和道德楷模。借用《论语・述而》关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话来说，君子即国魂人物，应是具有安民强国之目标，追寻大同之道即“志于道”，而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夫“据于德”，怀有事业之心、仁爱之心、上善之心、慈悲之心而“依于仁”的志士，此即中华文化传承体系核心层注重人格培育和道德修养的积极一面。它不仅主张对外使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相得而有德行，更强调对内使自己的行为与自性相得而有德性，从而追求一种借“游于艺”来实现的自由洒脱、道德高深的人格理想境界。
二、国法文化。以法不阿贵的理念和包拯秉公断案的演艺，口耳相传，形成了国人执法如山，大义灭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传统观念，具有极大震慑力。国法不仅得到了夏商周立国以来历代执政者的大力鼓吹，而且作为中国文明古国历史悠久的法律文化形态，积累了丰富的治国典籍、制度文化和历史经验，成为中国历代法律总称。通过先秦法家的大力倡导，法制观念和执法严谨、刚正不阿的法治文化更为普及。历史上为国执法，公而忘私乃至大义灭亲者如清官包拯、海瑞等，比比皆是，世代扬名，是中华民本法治爱国观念的反映。
三、国艺文化。作为塑造国魂、民魂与人格，传承国法理念，蕴涵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文化形态之一，“国艺”在远古原始艺术中就已萌芽，进入文明社会后逐渐由粗变精，由野变文，浇灌世风，陶冶国魂。孔子很早就认识了国艺的这种文化传承作用，并提出过用来教授学生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之说。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胡适为代表的学院派，则用“国故学”将戏剧、小说等补充到“国艺”中。可以说，国人生活中一切审美创造性活动都可归为“艺”，它不仅可以文章学、文法学、修辞学、诗学、词学、曲学、戏剧学、小说学、书画学等学问来总结，而且还形成了借助“琴棋书画”修身、培德、交友、悟道的国艺系统，琴悦耳，棋益智，书正气，画养眼，通过“游于艺”来归之心、合于道。所以国乐、国棋、国书、国画等民族艺术，不仅历来都成为圣贤和国艺家修身、养性、学道的途径，还发展起舞蹈、诗词、歌赋、戏曲、音乐、茶艺、花艺、武艺，精品纷呈，名家辈出，与少数民族艺术一起，丰富了传承久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国艺宝库。
四、国教文化。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教化的传承行为。与国艺的陶铸国魂、国法的强制规范不同，坚信老子所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道理，成熟的宗教历来是以标志性建筑场所、专业组织、神圣拜祭与灵性信仰，给人以终极关怀的特殊精神文化。故姑不论国学大师任继愈关于儒教应列入中华宗教的命题是否成立，中国也无可怀疑地是一个有着自己“国教”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虽然我国的道教、儒教，以及中国化的佛教不可能成为主宰世俗社会精神生活与生活方式的“国教”，但我们也不应忽略道教、儒教的国教文化，在长期给予国民以心灵抚慰、艺术灵感、向善导引、慈善救济等方面的作用及贡献。
五、国俗文化。中华国俗文化与国节传承方式具有生活化、仪式化的强大生命力与感召力，可以最强烈、最集中、最鲜活地展现出地域的、民族的、时代的节庆特色。最近，国家已经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其文化传承作用，法定保护和广泛举办，使全民参与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以及元宵节、重阳节和其他民族节日等，成为展示中华文化数千年传承活力的大舞台、大课堂，起到了民族认同、民族凝聚、民族团结，增强文化自信，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其中奥秘，就是全民乐此不疲的国节文化，原是中华民族根据道德规范、易学原理、自然时令与农业耕作的规律等，为祭圣怀贤、规范人伦、凝聚人心、爱国爱家、活跃祥和气氛、繁荣经济而兴办的，具有代代相传、隆重热烈、庄严和乐、潜移默化的传统仪式、节日内容和国魂精神，所以历来就是国魂弘扬、国学复读、国艺献演、国技展示、国教传播的庆典，是中华国俗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最近颁布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规划纲要》所明确提出的大力推广中华春节文化的要求，就是对中华国俗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视。
六、国技文化。文以技传。中华文化不仅有国教文化，有小学、经学、文学、史学、儒学、道学、佛学、易学等传统人文科学，以及经邦济世学、兵学等社会科学，天文、地理、算学、医学、农学、水利、建筑等自然科学，还有为这些学科传承、造福民生服务的各类技术手段，即属于实用技巧的专业技术文化。其技艺大师的专门技艺传承，对中华文化传播与创意产业繁荣具有非凡意义。故我们可以把它们归为“术”或“技”，属于与“艺”相联系、相近似而又有别的技艺文化、技术文化，如某些杂技、口技、演技类的专业技巧，以及造纸术、造酒术、炮制术等等。它与“国之道、国之学、国之艺、国之教”一起并列为“国之技”、“国之术”等，是中国文化传承体系中，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育爱护工艺美术大师，传播中华文化成果的重要部分。
七、国学文化。广义的国学包括国立学校与教育制度文化，狭义的“国学”则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主体，是其理论的系统总结与方向引导，属于塔顶部分的学术文化范畴，是世界古代文明存世至今，最为博大精深、体系完备、凝聚了中华历史记忆与创造精神的智慧精华。“国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总称，内涵极其丰富，举凡易、道、儒、佛、法、墨、名、杂、文、史、兵、农、医、天文、地理、堪舆、数术、武术、建筑、养生等家学说，无不囊括在内，故其界定历来多有不同，这是不足为奇的。但若参照“人类文化金字塔结构论”，则可将人类轴心时代诞生的儒学、道学、佛学和更早的易学，归于中华文化核心层，将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学、语言学、艺术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中医学、养生学、科技学、武术学、天文学等独立学科，归以“文以载道”的中华学术学，将一般学科之外的“艺以弘道”、“技以传道”的大众文化研究，归于中华文化学。
秉持这一“国学三合一说”，我们将可应对全球文化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冲击。在党中央提出的文化强国伟大战略指引下，增强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对民族创意资源的珍爱，无论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祖传丸散，还是如一些学者将其细分的考据学、义理学、经世学、词章学等，都可归入与西方斗争哲学不类的东方和谐哲学。这是因为，所谓“义理学”，其实是国学之“体”，属于思想理论文化。所谓“经世学”，其实是国学经邦济世之“用”，涵盖了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经济文化、历史文化、地理文化、军事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中医文化、数学文化等领域。只不过古今称谓不同而已（如政治文化古称“纵横学”，经济文化古称“轻重学”、“平准学”、“生计学”），其他如农桑学、水利学、工艺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则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它们与记录阐释历史上伟大人物思想的经学所形成的“周易学”、“尚书学”、“三礼学”、“春秋学”，以及实际上是“文艺之学”的“词章学”，包含了文字学、目录学和考古学，蕴涵了珍贵史料，为经世学、义理学、词章学、经学服务的所谓“考据学”一起，作为中华学术文化的主流，收藏在中华典籍的经、史、子、集之中。直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交流，佛教援易入佛，通过禅宗中国化后，才影响儒家发展出宋明理学，建构起儒释道易为核心的中华学术文化格局。
以国学为基础，以国魂为精神，以国法、国艺、国教、国俗、国技为修身、规范、教化和传播手段的中华文化传承体系，其研究和实施都应当以人为本，把确立中华人格理想作为过程与目标，突出国学经典及其着力弘扬的国德主导作用。一部《易经》，其实就是一部中华易德经典，是国人厚德载物、为人处世的教科书，运用易学线象思维方式的智慧结晶。因此，中华文化传承体系的研究，要根据这一思维方式去研究国学和中华文化，通过规范的中华学术达到“自我训练”、“人生选择”、“价值追求”和培养“学者人格”的目的。
总之，当前构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主体与环境早已发生了变化。中华传统文化也由以往被误认为维护腐朽制度的说教和“”极力扫除的精神垃圾，变成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资源，恢复了其中华民族生命之根的历史地位，显示出她以民族复兴推进世界和谐的普世价值。正如任何伟大民族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之根一样，我们只有根据“繁荣国学，复兴中华，传播国粹，和谐世界”的宗旨，把国学从寻章摘句、拾人余唾的陈旧格局中解放出来，才能追随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潮，吸收消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使得由人文始祖伏羲画卦开始，经数千年先贤大哲于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负阴抱阳、道法自然、参悟天机、格物致知、直达人心、融汇百科后，所形成的博大精深、和谐为魂、协和万邦、化生万物的中华易经文化系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发挥巨大深远的作用，培育出既精通中华国学精髓，又兼有琴棋书画修养、气质儒雅的国学大师，为民族振兴构建一个既有民族风采，又有时代精神、融汇中西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各朝代的鞋饰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进程，显示了中国审美观的变迁与发展。而在科技、经济和文化都快速发展的21世纪，由于西方文化的高强度渗透和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使得国内的一些鞋靴设计者一味地模仿和翻版欧美鞋靴产品，盲目地追逐西方潮流文化，而忽略和抛弃中国本民族的文化，这样必然会造成设计出的产品毫无创新和特色。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潮流文化也是有所根基的，它植根于西方民族的文化历史。因此，设计者只有站在本国文化的根基上去学习、借鉴和吸收西方鞋文化，提升鞋靴产品的设计开发水平，在鞋履设计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元素，才能使设计的鞋靴产品独具东方韵味，从而有望引领潮流风向标。
2中国传统文化绘画元素在鞋靴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绘画元素在鞋靴设计中的应用，不能只是将中国画的图形、墨色和线条等图样纹饰简单地照搬复制，而应当是从“形而上”层面，研究中国绘画背后的创作思想，启迪当代设计者将其背后的设计思想进行“设计方法论”的转化，将传统绘画元素所蕴含的文化理念进行实践运用，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鞋靴产品的发展。
2.1在形式构成层面上的运用
当代鞋靴设计题材大多选自山水画和花鸟画中的元素，学会对传统绘画的程式布局中整体性、变化感、和谐统一性的把握，学会对笔墨技法中的皴、擦、点、染加以借鉴，将中国绘画中的图案、墨色和线条直接作用于鞋靴产品的设计中，便能够让消费者从视觉上直观地找到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文化气息的鞋靴产品，并了解和体味产品背后所诠释的民族情结。2012年，由红蜻蜓设计师江南和设计选送的作品《中国节》（如图1）在“真皮标志·新濠畔杯”中国鞋类设计大赛决赛中获得女鞋专业组金奖，鞋款以中国画中的墨竹为灵感来源，选材羊绒皮和环保皮，采用经典的黑白色搭配，设计出水墨画效果，以“四君子”中的竹子为语言符号，诠释出中国人正直挺拔、坚韧不拔的精神气质。
2.2在文化理念层面上的运用
文献显示，古代鞋履文化已经成为非物质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传统鞋靴虽然在每一时期的造型、色彩和制作上不尽相同，但其中都富含了浓厚的中国特色，体现了我国历代人们的审美观念。我们应当在东方传统文化元素高度融合的基础上，将传统绘画元素的图形、符号和文化思想应用到鞋靴设计中，这样既能启迪当代设计师拓宽创作民族产业的思维理念，有利于开发出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气息的鞋靴产品，同时设计出来的物质产品反过来又能更好地推动当代鞋履文化的发展。这是对中国当代鞋靴产品从制造转变为创造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更是改变当代鞋靴设计发展中尴尬境地的有效途径。2010年，由温州大学选送的作品《琴棋书画》（如图2）在由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主办的”金鑫杯“鞋靴设计大奖赛中获得实物类金奖，鞋款将代表琴棋书画的符号加以升华和转化，赋予创作出的产品更多的文化内涵。
2.3在操作技术层面上的运用
将传统绘画元素从“形而下”层面应用到鞋靴产品中是基本的步骤，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相应的论述：（1）刺绣。刺绣是古老中国流传下来的传统工艺，设计者选取皮革或帆布等面料，将传统绘画元素的纹样用针绣于鞋头、鞋面两侧或者鞋筒等部位，起伏的针线会增强产品的立体感，同时达到古老工艺与传统纹样的完美结合。（2）印染。印染是对纹饰图案进行设计排版后，将染料印刷在布艺材料上的工艺。印染颜料的选择和纹饰图案的设计中可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绘画元素。例如，将传统国画中常见的如梅、兰、竹、菊等图形，或者是国画面中笔墨晕染的技法效果体现在染印中，都能很容易地体现民族特色。（3）熨烫。熨烫是结合当代新技术而产生的制作技法，它能将设计好的传统绘画元素进行大规模的制模、加工、投入生产，同时可以对小的局部进行灵活处理，在鞋靴布料前期和后期加工中都可以应用。
3结论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差异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有着特定的内涵和主导地位的基本精神。它肩负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聚拢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社会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具有独特文化风貌的总和，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古今中外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从前，我们谁也不会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先进的民族存在；现在，因为东方中国的出现，使我们觉醒了。”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等人在思想启蒙运动中，也高举孔子人道思想的大旗，用以反对宗教神权，反对封建王权。他们对中国崇尚理性的道德观念甚为推崇，甚至著文主张欧洲各国政府必须以中国为范本。现代学者余秋雨也在《千年一叹》写到：“中国就像是一个两千多岁的老人，今天他还在和众多年轻人一起跑在世界的田径赛场上。”
一、文化的含义
在中国，文化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文”的本义是指由各种颜色交错而形成的纹理，后来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文德教化等。“化”的本义是生成、造化，指事物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后来引申为教行迁善等意义。“文”与“化”联用最早见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指天道运行的自然规律，如冬去春来、风雨雷电等。“人文”，指人际之间纵横交织的社会关系、人伦规范和风土民情等。这里的“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已经具有“以文教化”的思想。西汉以后，“文”与“化”才合成一个整词，如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选・补之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里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总的来看，我国古代“文化”一词的本初含义偏向于人类的精神领域，是一种人文文化，属于狭义文化的范畴。我们现在常用的文化一词，源于西方拉丁文Cultura。原形为动词，含有耕种、居住、练习、注意等多重意义。英文写作Culture，表示栽培、种植之意，并由此引申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由此可见，西方“文化”一词比中文“文化”的含义宽泛些，包括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含义。
“文化”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中国大百科全书》说：“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广义文化涵盖众多的领域，包括认识领域（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领域（道德、法律、信仰）、艺术领域（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领域（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制造它们的技术）、社会领域（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几乎与人类有关的一切事物都和文化密切关联。因此，广义文化又叫“大文化”。狭义文化是指人类在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包括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狭义文化专指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因此，狭义文化又称“小文化”。
二、文化的分类
一般情况下，文化研究者往往从不同的视角对文化的结构作出不同的分类。例如：从时间角度，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等；从空间角度，分为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从不同的社会功用角度，分为礼仪文化、制度文化、服饰文化、校园文化等；从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角度，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次等。其中精神文化，又称“心态文化”，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蕴育升华出来的价值观念、知识系统、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等。心态文化又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部分。社会心理是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如人们的情绪、愿望和要求等等。社会意识形态则是指经过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由科学家、作家、学者对社会心理进行归纳、概括、整理，用物化的形态如著作和艺术品把它们固定下来，并跨时空传播，留传后世，如文化典籍，世界性的名著名画等。
文化结构无论如何划分，核心都是价值观念的问题。无论是哲学宗教、科技教育，还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都折射出某种价值观念，反映出一个民族固有的文化心理特征，而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最根本就在于价值观念的差异。
三、文化的功用
人类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才创造出文化，文化在它所涵盖的范围内和不同的层面发挥着主要的功能和作用：（1）整合功用。文化的整合功能是指它对于协调群体成员的行动所发挥的作用，就像蚂蚁过江。社会群体中不同的成员都是独特的行动者，他们基于自己的需要、根据对情景的判断和理解采取行动。文化是他们之间沟通的中介，如果他们能够共享文化，那么他们就能够有效地沟通，消除隔阂、促成合作。（2）导向功用。文化的导向功能是指文化可以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方向和可供选择的方式。通过共享文化，行动者可以知道自己的何种行为在对方看来是适宜的、可以引起积极回应的，并倾向于选择有效的行动，这就是文化对行为的导向作用。（3）维持秩序。文化是人们以往共同生活经验的积累，是人们通过比较和选择认为是合理并被普遍接受的东西。某种文化的形成和确立，就意味着某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被认可和被遵从，这也意味着某种秩序的形成。而且只要这种文化在起作用，那么由这种文化所确立的社会秩序就会被维持下去，这就是文化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
四、中西文化之差异
当今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交往日益繁多，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关系密切。但是，中西方文化在不同环境发展过程中形成各自主要特性，产生了差异。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体现在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中，有着各自不同的规则和习惯。
（一）文化内涵不同
根据中西方文化的具体形态的不同，我们可以把两者分别归结为和谐型文化与抗争型文化。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侧重于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获罪于天，无可祷也”。中国文化主要地是把自然作为崇拜的对象而不是研究和征服的对象，作为想象的对象而不是作为探究的对象。在处理在人与人关系问题上，中国的文化自古至今就一直重群体轻个体，重和谐轻抗争，强调宗法性、纪律性。它对人进行规劝与约束，束缚人的自由意志及创造精神，轻视生命个体的价值和尊严。中国文化始终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反对人的独立意志和锐意进取，培养人的群体观念、顺从诚敬意识等，寻觅的是一种中庸的、调和的处理途径。中国文化的那种和谐观念，同时也体现和培育了国民顺从、屈服、保守与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精神，鲜有抗争意识和反叛勇气，从而也造成了谦虚谨慎、含蓄内向的柔弱的文化品格。中国人向来以“中庸之道”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人生处世要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思想道德观念作为每个人的行为指南，接人待物，言谈举止要考虑温、良、恭、俭、让，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自然，探求自然的奥秘和征服与主宰自然，做自然的主人。赫拉克利特提出“和谐来自斗争”，普罗泰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便是人与自然孑然分立的鲜明写照。在天人相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支配下，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把自然与人区分并对立起来，自然仅是被人认识、利用、征服的对象，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积极进取，追求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在处理人与人关系上，西方更为崇尚个人的意志自由和人格独立，强调个体的生命价值和尊严，重视私有财产的获取和保护，整体意识和集体观念淡薄。西方人富有直面挑战，大胆追求、崇力尚武、急功近利，甚至不惜以片面掘进的思维方式和不择手段的行为方式去达到目的、争取胜利的精神品质和心理状态，从而形成率直、豁达，具有刚硬的文化品格。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即以崇尚个人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谦虚”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往往是忽略不计的。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
（二）价值取向不同
1.从价值取向看，西方人注重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中国人注重群体、社会、和谐。西方人的价值观认为，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点。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有个人才有社会整体，个人高于社会整体。因此，不习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过问他人的事，甚至把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的帮助看作是令人难堪的事，以为接受别人的帮助是证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私事。他们提倡每个人应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越是表现出自我个性，越能体现人生的价值。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意识很强，靠竞争来取得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价值。
中国古代把并排者之争叫做“竞”，把对面者之争叫做“争”。后来人们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即比赛着夺取的意思。但在中国古代一般把“竞”、“争”当作不好的事情，而提倡“忍”、“让”，缺少对公平竞争的尊重和向往。儒家学说强调的是“长幼尊卑”的等级程序，道家学说强调的是“无为、不争、若水、争雌”，儒道互补，再加上皇权的愚昧与残酷，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里比较缺少“竞争”的观念。中国人的价值观，强调群体意识，社会意识，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只有整个社会得到发展，个大才能得到最大利益。在集体中，一人取得成就，被视为集体的成就，集体感到光荣。中国文化推崇一种高尚的、无私奉献的情操。主动关心别人，给人以关怀是一种美德。但是个人竞争意识、拼搏意识不强，存在着一种依赖性。
2.从伦理道德上看，西方人注重个人放任，创新发展，张扬荣誉；中国人注重谦虚谨慎，不偏不倚。西方人崇尚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成就而自豪，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和获得成就后的狂喜；西方文化鼓励个人开拓创新，做一番前人未做过的，杰出超凡的事业；西方人的家庭观念比较淡漠。子女一旦结婚，经济上必须独立，父母不再有义务资助子女。这种做法给青年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培养其独立生活的能力，但亲属关系比较疏远。
3.从行为规范上看，西方人“重利”、“重法”，中国人“重义”、“重情”。在西方社会由于强调以个人权利为基准，以追求私利为目标，因此不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法律既可以保护个人的权利，也可以制裁人权的侵犯，因此，西方国家法治的发展是与人的权利价值观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人由于受传统的义利思想的影响，重义轻利，重情轻法。孔子在《论语》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当成最高准则。儒家强调，不能驱义逐利。由于自古以来主要靠道义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和维系社会，而不是靠法律约束，因此，人们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
4.从社会关系上看，西方人平等意识比较强，中国人等级观念比较强。西方的平等意识强调个人竞争之上的平等，无论贫富，人人都会尊重自己，不允许他人侵犯自己的权利，同时又能充分尊重他人。很少人以自己的家庭背景为荣，也很少人以自己的贫寒出身为耻，他们认为，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定能取得成功。中国人的等级观念比较强，“官本位”思想还大有市场，“家长制”、“一言堂”，封建主义的特权思想等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正常进行。
中华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身上烙下深深印记的民族文化基因，是记录着中华民族风雨历程的鲜活的心灵史，也是昭示着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宝贵的启示录。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说过，如果允许他自由选择时间和国度的话，他希望自己成为公元1世纪的中国人。他不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无与伦比的伟大力量，而且断定“将来统一世界的绝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从上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比较，两者有可借鉴、可融合的方面，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吸收西方文化的文明成果，繁荣发展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学林出版社，2000年。
[2]《中国文化概论》，韦政通，岳麓书社，2003年。
[3]《中国文化史导读》，钱穆，商务印书馆，2001年。
[4]《中国文化史》，柳饴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