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活又即将即将结束，众所周知毕业前要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有准备、有计划的检验大学学习成果的形式，那么写毕业论文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下面是小编辛苦为朋友们带来的4篇《语言学论文》，如果能帮助到亲，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20世纪末期中国语言学领域的一些人头脑中出现两种比较悲观的认识：第一，汉字改革失败了；第二，确认汉语的词失败了。下面专门针对与第二认识相关的“词”和“字”的理论问题进行讨论。
一方面，词以及跟词有关的词性等问题在20世纪已经引起高度重视，［2］而且相应引起对词和语素(在汉语中一般用一个字记录一个语素）的明确区分的重视。［1］另一方面混淆词和字的人还不少。黄河清等写的一本书在中国内地出版用了术语“词、词典、词组、词义”等，可是在中国台湾重新出版的时候，出版者却违背作者的原意，把这些术语“翻译”成了“字、字典、字组、字义”等，语素“词”全部强行改换成“字”。［3］李赋宁说“以上借字大多数是名词”。［5］不仅语言实践中出现混淆词和字的现象，在语言理论中也出现这种现象。20世纪和21世纪交界时期新出版了两本语言学概论教材。第一本是徐通锵著作的《基础语言学教程》［12］(以下简称《教程》)。第二本是胡明扬主编的《语言学概论》［3］(以下简称《概论》)。《教程》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材系列中的教材，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概论》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主编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它们都将对21世纪的语言理论的普及产生重要作用。
然而，它们在解决“词”和“字”这个语言理论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教程》作者完全抛弃自己与叶蜚声合作的《语言学纲要》［13］的有关观点，“冒险”超越公认的研究成果(《教程》序言第3页)，否定汉语的基本单位是“词”的结论，而认为汉语的基本单位是“字”。
《概论》比较好地继承了“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这个语言的普遍理论。但是，对于什么是“字”，以及“字”和“字母”、“词”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没有清楚地进行论述。
“词”和“字”这个20世纪已经基本解决的语言问题，又被带到了21世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为“词”和“字”从表面上只是一个术语的区别，“实际上涉及到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教程》第35页)，甚至影响语言的发展。其中关于“字母”和“字”的问题是普通文字学中“最基本的问题”［10］。我们希望跟字和词有关的问题能够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形成学术讨论的活跃气氛。正确认识它们，对语言及其文字的研究和应用也非常有意义。
2.《教程》中的“词”和“字”
《教程》认为英语那样的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和“句子”，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这是对汉语认识的一种倒退。
《教程》一方面认为英语的“word”翻译成汉语叫做“词”(《教程》第29页)，另一方面又把英语的“i，sway，why，bye-bye”跟汉语的“爱，岁，外，拜拜”都当做由相近音素的构成的“字”(《教程》第29页)。这不是明显地把“词”换成了“字”的说法吗？
为了证明“字”在汉语中的基本地位，《教程》提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的3个特点：现成性，离散性或者封闭性，心理现实性。这3个特点除了离散性或者封闭性，都是在强调“语言社团直觉的回答一般都是正确的”(《教程》第33页)这个“直觉”性质的观点。而且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字正腔圆”、“你敢说一个‘不’字”等说法中，确认“字”是汉语的基本单位。(《教程》第33页)可是，我们也可以说“革命人民的字典中没有‘屈服’这个字”［15］。“屈服”明明是两个字，怎么是一个字？这不是又从直觉上否认了《教程》确认的“字”的存在？
其实直觉往往与科学可能产生矛盾。例如，直觉告诉我们：太阳跟着地球转动；火车窗户外面的风景在运动而火车没有运动。可是，这些都是跟事实相反的错误感觉。周有光用事实驳斥了语言类型决定文字类型的错误直觉，说明宗教等文化的传播决定语言选择文字类型。［16］这说明直觉不可靠。
《教程》认为英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有“词”和“句子”两种，句子是“最大的语法结构单位”，是“最小”的“表述单位”(《教程》第22页)。其实，句子不一定比词大，词不一定比语素大，例如“home?”是一个句子，用一个词、一个语素充当。可见，句子、词、语素是性质不同，不是大小不同的语言结构单位。只有句组、词组、语素组才能分别与句子、词、语素构成必然的大小关系。
《教程》认为英语的句子虽然是临时组织的，但是句子中由主语和谓语两根柱子支撑的框架是现成的、封闭的。所以英语句子也是基本的结构单位。这会带来两个矛盾的问题：第一，汉语的句子为什么不是这样？第二，英语的词组为什么不是这样？
《教程》说英语的“语素，直到20世纪初期才引起语言学家的关注，至于一般的人只知道有词，而不知道有语素。”(《教程》第28页)其实，汉语中的“词”也是这个时期得到关注的。1907年章士钊《中等国文典》第1页说“一字可为一词，而一词不必为一字。”如果使用汉语的一般人不知道有词，就像《教程》第31页说的：“老百姓怎能有办法把词找出来！”，因而否认汉语存在词；那么使用英语的一般人不知道有语素，是否要否认英语存在语素呢？
强调英语的“词”是现成的，汉语的“字”是现成的。这正好说明两种语言在书写习惯上的不同。因为英语等语言普遍把词作为书写单位，不仅有字之间的排列距离，而且有更大的词的排列距离，而汉语的书写中只有字的排列距离。熟悉书面语的人各自习惯地加强了自己对“词”和“字”的注意，从而忽视了对其他单位的注意。
其实，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对于那些不懂得书面语，我们叫做文盲的人来说，他们恐怕既不知道什么是“词”，也不知道什么是“字”，他们只知道自己说的和听的话语。如果都按照一般人的直觉去认识语言，那还有什么语言科学呢？况且科学的普及可以改变一般人的直觉。我们不能让错误的直觉来改变科学。
《教程》拿“游泳”这样的特殊的离合词来否定汉语的“词”的存在。可是“什么”、“桌子”、“国家”等等，是不能够否定的。即使在英语中，“词”也是一个习惯认识问题，有些从词组变化来的词，首先在中间用短线条连接，然后才逐渐取消连接的线条。有些意义上是一个整体的熟语，因为是明显不同的词固定组合的，仍然分开成不同的词书写。
《教程》中说的“字”其实是文字单位“字”记录的语言单位，是汉语的书面语素。因为汉字是语素文字，汉字的“字”基本上记录语素的。可是，《教程》又否定自己认定的“字”是“语素”，说“字相当于印欧系语言的词，而不是语素”；因为语素不是声音和意义关联的基础，“无法与概念相联系”(《教程》第34页)。其实语素分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只有不成词语素才不跟概念发生直接联系。然而在现代汉语中的“字”记录的对象，在许多情况下属于这种不能能够单独做词用的语素。
可是，汉语的“字”不是有很多都是这样的不成词语素吗？例如“金子”这个词中的字“金”和“子”不是分别与概念发生联系的，为什么不叫做语素，而叫做与英语“词”相当的“字”？《教程》说“‘文字’这个字组有两个意思”(《教程》第370页)。那么“文字”中的“文”和“字”是合作表达一个概念，还是分工表示两个概念？
因此，《教程》认为汉语形成“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结构格局”(《教程》第33页)，这个结论不可靠，也不明白。第一，一个字记录的语言单位不一定对应一个概念。对应一个概念的字，只是适合汉语中的单音节单语素的词。单音节单语素的词在古代汉语中比较多，所以《教程》说“五言诗、七言诗、万言书中的‘言’说的都是字”(《教程》第33页)。第二，一个字记录的语言单位也不一定对应一个音节。例如“花儿”是两个字记录一个音节，“氵里”是一个字对应两个音节。第三，在没有文字以前的汉语中，没有字，也就没有“1个字”跟“1个音节·1个概念”的口语单位形成“结构格局”，除非一定把“语素”叫做“字”。第四，在“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结构格局”中“字”，不知道到底是“文字”单位，还是“语言”单位。
《教程》一方面说汉语的“字”与英语的“词”相当，一方面在谈文字的时候又把英语的书面词形叫做“字”，说英语的“book”是“通过字母的拼合书写出来的字”，“英语的字属于文字范畴，语言学可以不研究”，汉语的字既是文字范畴单位，又是语言范畴的单位。(《教程》第372页)为什么要把不同性质的单位都叫做“字”？为什么不能把汉语的文字范畴的“字”和语言范畴的“字”用不同术语区分开来？好像都是为了照顾老百姓的直觉说法。
至于《教程》认为“浅”是形旁“水”和声旁“戋(小)”的意义交叉的结果(《教程》第105页），把字的结构当作词的结构的错误，我们在另外的文章中进行了详细分析。
3.《概论》中的“词”和“字”
《概论》跟《教程》有方向上的不同。但是，我们在肯定《概论》的方向的同时，也想指出它在字和词的关系上存在的一些不明确的地方，以便能够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彻底的认识。
《概论》虽然用了“字”这个术语，但是始终没有解释什么是“字”。而且《概论》试图回避用“字”这个术语，采用“字符”的术语来代替。于是，又陷入了“字符”一个术语涉及“字”和“部件”、“字组”3个概念的混淆中。
《概论》首先用“字符”表示文字中的最小又自由的基本单位“字”这个概念。它意识到汉语“字”和英语“字母”的相同性质。例如，“无论哪种语言，字(外语是字母，汉语中是汉字)是文字单位”。(《概论》第108页)即使采用“字符”术语，还是意识到了。例如“‘字符’也就是文字符号，是文字的最基本的单位”，例如“汉字的‘字’和拼音文字的字母”。(《概论》第242页)
用“文字符号”或者“字符”表示“字”的概念，可以避免对“字”的一些传统误解，但是又会带来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没有把语音中的音节叫做“语音符号”？符号属于语言，是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实体单位。音乐上的音符也是形式和内容结合的视觉符号。而“文字”应该是书面语言符号的形式，如同口语符号的形式是“语音”，因为“书面语是用文字书写下来的语言”(《概论》第148页)。因此这里的“文字符号”实际上指“书面语言符号”。第二，“字符”虽然统一了“字”和“字母”的术语分离的现状，但是，与下面的“部件”、“字组”的含义又发生矛盾。
《概论》又用“字符”表示形体结构复杂的字内部的“部件”这个概念。它把“字符”跟语言单位的声音和意义的不同的直接联系分为“意符”、“音符”、“记号”。(《概论》第242页)这里的“字符”实际上是指不同的“部件”。然而，“部件”对于“字”，就像“声母、韵母”对于“音节”的关系。“部件”可以单独构成单纯的“字”，可以合作构成复合的“字”，如同语素可以构成单纯词和复合词。
《概论》把“单纯字”和“复合字”分别叫做“单纯字符”和“复合字符”，说“复合字符是由单纯字符组合而成的字符”(《概论》第244页)。这就好比说“复合词是由单纯词组合的词”。所以，“字符”有时指“部件”，有时指“字”。其实，应该说“复合字是由多于一个的部件构成的字”。
《概论》又用“字符”表示为了记录一定语言单位的需要用字组合起来的文字单位“字组”。它把英语的“sh”、德语的“sch”当做一个“复合字符”(《概论》第244页)。“sh”、“sch”应该是用“字组”记录一个音素，如同汉语用“花儿”一个字组记录一个音节，用“sky”一个字组记录英语的一个词。这跟前面说的“字母”和“字”的相同地位又造成矛盾，而且跟教材说的有人错误地把表音字中记录一个词的“字组”和表意字中记录一个语素的“字”等同起来(《概论》第248页)，也发生矛盾。
语素文字不一定每个语素都用一个字记录，音素文字也不一定每个音素都用一个字记录，虽然它们在理论上在主体事实上分别是这样记录，但是不排除为了经济原则和特殊需要出现记录功能的例外。判断一个文字单位是不是独立的字，主要看书写中是否最小又自由［9］，而不需要看是否一定单独对应一个语言单位。我们为什么不会把“花儿”当做一个“复合字符”？因为用来书写这个音节的视觉形式是明显的两个自由的文字单位。同样“sch”也是3个自由的视觉单位合作书写一个音素。
《概论》虽然在上面论述中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语言单位和文字单位。但是，它对于混淆文字和语言等关系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明确的批评，是语言学概论教材中的一个巨大进步。例如，有人看到古代汉字一个字基本记录一个词，就以为现代汉字也是词文字；有人看到汉字记录的语素在语音形式上是一个音节，就说汉字也是音节文字；有人把通过语音表达意义的文字跟直接表达意义的图画等同起来，说汉字是怎么神奇［14］有人把记录英语词的“字母组合”，跟汉语的“字”等同，把英语文字的“字母”跟汉语文字的“部件”或者“笔画”等同；有人把文字的篇幅长短当做判断语言的繁琐和精练的标准；有人把汉语的“字”当做“词”，说汉语词汇贫乏；有人把汉语的“字”当做“语素”，说“字”构造“词”。这些观点，《概论》都进行了有力的批评(《概论》第246页，第249页)。
但是，《概论》说到，把现代汉语的词语跟书写它们的字等同起来，使人错误地觉得“汉语就那么三四千个单词。其实，《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一共有3500个字，不等于3500个词。这就跟有人误认为西方语言只有26个‘字’一样荒唐。”（《概论》第249页）这就有些矛盾了。前面认为汉语的“字”跟英语的“字母”都是“字符”，可是这里又不把英语的26个字母当做26个“字”。如果既不能把字母当做笔画、部件，又不能把字母当做字，那么字母还有什么身份可以选择呢？
4.“词”和“字”的语言地位
汉语中有没有“词”？英语有没有“字”？人类语言中有没有普遍存在的“词”和“字”？有！20世纪以来的中国语言学者不仅进行了许多零散的理论探讨，而且产生《现代汉语词典》那样的实践性成果，把词意识引进了汉语教学，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彭泽润［6］［7］、司玉英［10］等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
有个人的名字用了一个由“王”和“敖”两个部件左右结构的罕见字，在报纸上可以临时创造这个字，在电子报纸上只能用两个字加引号写成“王敖”的方式来表示，到了银行办理储蓄业务，就无法在电脑中找到这个字。［11］
《概论》第244页说“……是分音节书写，还是分词书写，这些就是字符的书写规则”。《概论》这样把文字的书写规则分为“分音节书写”和“分词书写”两种方式，也是普通文字理论的巨大进步。这说明语言学概论教材已经开始更多地注意到：英语按照词书写口语的特点，跟汉语的书写不同。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尽管《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公布10多年了，尽管英语一直按照词书写，然而，由于有些人把英语的书面“词”跟汉语的“字”错误地等同起来，所以一直对这种区别视而不见。
但是“分音节书写”正如把汉字当做音节文字是错误的一样，它没有从文字本身看问题，应该是“分字书写”。例如“花儿”是一个音节，分成两个字写，不能说是“分音节书写”。
任何文字必须首先分字书写，然后进一步决定是否分词书写。这样根据文字单位的书写距离可以分为“字距”和“词距”，从而形成人类文字书写语言的两种基本方式：“字式书写”(分字书写）和“词式书写”［8］(分词书写）。像现代多数语言的书写一样，英语书写既有“字距”又有“词距”。汉语用拼音书写也是这样，国家因此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但是汉语用汉字书写到目前为止，除了标题、广告等特殊处理的需要，一般只有单纯的“字距”。把英语的词距错误地理解成汉语的字距，从而把英语的字组记录的书面词和汉语的字记录的书面语素错误地等同起来。这就是人们经常把英语的“字组”或者“书面词”，跟汉语的“字”或者“书面语素”等同起来的原因。
我们应该明确：“词”是最小又自由的形式和内容结合的静态备用的语言实体单位；“字”是最小又自由的视觉形式的备用的语言形式单位；“音节”是最小又自由的听觉形式的备用的语言形式单位。可以通过下面的语言结构图形更加系统的看到它们的相同特点和不同特点。平面之间有内容和形式上的区别，“字”属于视觉形式平面，词属于形式结合内容的实体平面。不同层次之间不是数量上的大小区别，而是在同一平面中性质不同的单位，“字”和“词”在层次关系上都是“最小又自由”的静态层次。“单位”是可以从形式上切分的，“特征”一从对比中发现的。因此，不能把“语义特征”当做最小的语义单位，正如不能把“语音特征”当做最小的语音单位。
参考文献
［1］程荣。《汉语辞书中词性标注引发的相关问题》［j］.北京：《中国语文》，1999，(3）.
［2］郭锐。《语文词典的词性标注问题》［j］.北京：《中国语文》，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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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彭泽润。《字母和字是同级单位》［j］.南宁：《阅读和写作》，1988，(3).
［7］彭泽润。《普通文字学中的“字”以及有关理论问题》［j］.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1).
［8］彭泽润。《汉语拼音正词法和汉语的词式书写》［j］.北京：《语文建设》，1998(2).
［9］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理论》［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214.
［10］司玉英。《文字学理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字母”与“字”的关系》［j］.延边：《汉语学习》，2001，（4）.
［11］王有卫。《汉字到了该定形的时候了》［j］.香港：《语言建设通讯》，2001，(67）:4.
［12］徐通锵。《基础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3］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14］袁晓园。《汉字的优点与语言文字理论》［a］.《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
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272.
一、 师范类方向就业教育创新
市场经济中“生产”和“消费”的理论告诉我们：消费决定生产的方式和数量。消费促进生产，如果把学校培养出学生比作生产的话，那么社会对学生的需求就是一种消费。时代在前进，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对人才类型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改变。生产出逢时对路的“产品”、产学结合是当下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来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是大部分同学的首选。但是，就当前中国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来看，更重视语言和文学的理论教学，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素养，在这方面投入的资金和人力也很大。相对来说语文教学等实践方面则被忽略了。很多高校包括重点大学都会用很大一部分时间来开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课程，而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和语文教育学这些实践性课程则相对薄弱，这就造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一个困惑——学不能致用。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
1.优化课程设置
言艺术大师，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创作丰厚，更是得益于他那具有创造性的文学语言理论。在其谈创作的一系列文章中有许多关于文学语言理论，老舍的语言观点很多见解独到、精辟，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多。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俗与白的语言风格
俗与白的语言风格的追求是贯穿老舍文学语言观的一条主线。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中，老舍说“最使我得意的地方是文字的浅明简确。有了《小坡的生日》,我才明白了白话的力量，我取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描写一切了。我没有算过，《小坡的生日》中一共到底用了多少字，可是它给我一点信心，我就是用平民千字文课的一千个字也能写出好的文章。我相信这个，因而越来越恨‘迷惘而苍凉的沙漠般的故城哟’这种句子。有人批评我，说我的文字缺乏书生气，太俗、太贫，近于车夫走卒的俗鄙；我一点也不以此为耻！”【1】这正说明了老舍对文学语言的基本看法，也反映了他对俗与白文学语言风格的追求。
所谓的“俗”与“白”,并不是没有要求，恰恰是有一定标准的，“俗”,并不是“低俗”的“俗”,而指“通俗平常”,是指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口语；“白”,则是指没有过多修饰的白话。他认为“真话、明白话，比什么都好”,“晦涩是致命伤，小说的文字须于清浅中取得描写的力量”。老舍推崇的是一种既贴近日常生活又能真切的表达真情实感的简单、通俗的语言，注意“从日用的俗语中创造出文艺作品来”,“从俗话中掏出珍珠”。《骆驼祥子》十余万言，其语言可谓真正做到了俗与白，整部小说总字数107360字，不同单字数却只有2413字，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乎都是常用字。所以，只要学会621字的小学生，就可以阅读它的90%,而掌握了957字的人，即可阅读95%。【2】
在追求“俗”与“白”的语言风格的同时，老舍还提出要对日常口语进行“再加工”。他指出提倡“俗”与“白”的语言风格，并不是说写文章完全的口语化，照搬日常口语。相比较而言，日常口语零散、琐碎，还夹杂着不纯粹的成分，又常常因为借助说话人的表情、动作，省略了某些能懂的部分，很多时候口语只有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被理解。文学语言则不一样，它既要准确的表达事物，又要求说的简洁生动。所以，老舍认为，创作文学语言就是要巧妙地安排普通的文字。真正的文学语言，首先是源于生活，充满真情实感的，还要经过作家的选择提炼。这种加工提炼并不是要对语言进行过多的修饰，追求词藻的华丽和浓妆艳抹。这正是老舍先生所极力反对的，他所追求的是通俗易懂、简洁自然的语言，是凝聚了作家的心血的语言。正是由于对俗与白语言风格的追求，使得老舍先生的作品没有书面语的晦涩难懂；同时，他又对日常口语进行了加工，使其语言避免了口语的粗糙，形成了艺术化与生活化相融合的语言风格。
二、 提升现代白话的审美功能
当然，老舍先生并没有仅停留在俗与白语言风格的追求上，他还提出要提升现代白话语言的审美功能，塑造本民族语言的“美”。具体来说，它主要包括声律美、简约美、幽默美三个方面。
1、1、声律美
老舍先生认为语言是带着声音的，而他自己就是带着声写作的，所以才会写出绘声绘色的语言，他认为创作语言时要把字音、字调、语调都考虑进去。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古代文人早已知晓这一特点，因而创作诗词时注意平仄的搭配。这样才能使诗词读起来琅琅上口，悦耳动听，才能形成文学语言的音乐美。老舍先生强调要追求语言的音乐美，所以他是出着声写剧本小说的，它的剧本小说都是有声的作品。老舍说，当代的作家创作时十分注重语言的思想内容，但却忽略了语言的形式。这里的形式，主要指汉语的声调，也就是平仄的变化。他提出要在文章的语句中灵活的运用平仄，在前后两句中交替出现，使声调产生高低、长短的变化，从而使语言形成抑扬顿挫、高低起伏的律动，产生优美的节奏感。他说：“我写文章，不但要考虑每一个字的意义，还要考虑到每一个字的声音，不但写文章是这样，写报告也是这样。我总希望我的报告可以一字不改地拿来念，大家都能听明白。虽然我的报告作得不好，但念起来 很好听，句子现成。”【3】那怎样才能使文章念起来好听呢，老舍举例说：“比方我的报告当中，上句末了用了一个仄声字，她去了’,下句我就要用个平声字，如‘你也去吗？’让句子念起来叮当地响。好文章让大家愿意念，也愿意听。”除报告外，老舍先生描写性的文字也同样具有音乐美的特点，读这样的文字，接受者能明显感受到节奏感和律动感
,这与他自小的古典诗词的深厚修养分不开。“张三李四”好听，“张三王八”就不好听，原因是前者二平二仄，音韵有起有落，后者四字全是平声，缺少抑扬韵致。为了使文章既有思想感情，又铿锵悦耳；既有深刻的含义，又有音乐性，“是文字与所叙述的相得益彰”,就得对文字进行加工提炼。“及至写成一段，当看那全段的律动如何，而增减各句的长短。”【4】我们的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像老舍先生那样灵活运用平仄，使声调产生高低、升降的变化，从而形成文学语言的声律美。
2、2、简约美
除了声律美之外，老舍先生还主张文学语言的简约美。老舍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实现白话语言的简约美。一是字词，老舍主张用现代的字尽量不用生僻的字。老舍说：“我写东西，总是尽量少用字，不乱形容，不乱用修饰，从现成话里掏东西。”“想起一组话，先别逐句写下来，而去想想能否找出一句代表全组，这就可以既省话又巧妙。”【5】老舍的作品多数用字量较小，一般掌握二千左右汉字的人就基本能读懂，表达的含义也十分简洁明了，《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等作品都是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是句式，老舍不赞成用长句子，而推崇用短句子。老舍的作品中的句子多数字数较少，有时三、四个字一句，甚至两个字一句，一个字一句的都有。老舍说：“写东西，要一句是一句”,“不要太长的句子，当我写了一个较长的句子，我就想法子把他分成几段。”【6】一部十万字的《骆驼祥子》,全书却很少有超过十五字以上的句子，多数句子都是七八字或十字左右。
3、3、幽默美
文学语言的运用最忌讳晦涩、枯燥、乏味，追求的是生动、有趣、活泼。而要使文学语言生动、有趣、活泼，幽默则是必不可少的。作为语言大师的老舍同时也是一位幽默大师，老舍的语言幽默主要是由句子的构造和用词的选择来实现的。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对语言的诸多要素———词汇、句式、语音的变异使用，通过运用各种修辞方式来实现幽默。如《茶馆》第二幕的台词中，老舍十分巧妙地运用谐音双关的修辞方式，既有深刻的寓意，又有强烈的幽默效果：“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什么都改良，为什么工钱不跟着改良呢？”【7】老舍幽默的语言风格的形成最重要的在于其对语言结构方式的变异，这种变异是语言幽默的骨架，语言的变异性越强，幽默的效果越强。
以上是对老舍的文学语言观的一些主要方面进行的归纳和总结。老舍先生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文学语言观点，对我们当今的文学 创作仍然十分受用，具有十分宝贵的借鉴意义和启迪作用。
参考文献：
[1]老舍 《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年出版，第20页
[2]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学林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305页
[3]老舍：《我怎样学习语言》,《老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年出版，第219页。
[4]老舍：《言语与风格。》,《老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年出版，第97页。
[5]老舍。人物，语言及其他[A].老舍创作[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第9页
关键词：元功能，Halliday，发展历史，现状
MetafunctionsinSystemicFunctionalLinguistics
YangBingjunQinChaoxian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ZhongshanUniversity,510275)
Abstract:AsonekernelideaofSystemicFunctionalGrammarwhichhasgreatly
influencedlinguistics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metafunctionhas
undergoneaprocessofdevelopmentandimprovement.Thispaperfirstly
reviewsmodernlinguists’contributionwhichlaidafoundationforthe
developmentofmetafunctionbeforeHalliday,andthenintroducesthedevelopmental
progressandthelatestrevisionsofHalliday’smetafunction,andfinally
givesabriefsummaryofsomesystemiclinguists’contributiontometafunction.
Keywords:metafunction,Halliday,historyofdevelopment,presentstate
1.引言
DirvinandFried（1987:x）称，二十世纪的语言学是以结构、系统和功能这三个基本概念的全面发展为特点的。而以系统和功能为基点的系统功能语法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对语言学界产生了巨大冲击，从目前的势头看，这种冲击还会延续下去。为能更好地理解系统功能语法，我们将对该理论的一大核心内容--元功能思想作一综述，以便对它作更深入的理解。首先我们将回顾Halliday之前的现代语言学者对元功能思想所作出的奠基性的贡献，然后着重介绍Halliday元功能思想的发展过程及最新修订情况，最后概述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内部对元功能思想的发展与贡献。
2.Halliday之前的功能思想
从语言学史的角度看，功能的思想可以追溯到Protagoras和Plato为代表的语言学观，Protagoras和Plato为代表的以人类学为本的语言传统已经关心语义与修辞功能的关系；而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功能的思想最初是Malinowski以及布拉格学派的Mathesius等人明确提出的。
功能的思想在Malinowski与布拉格学派之前也散见于一些学者的论著中，比如Passy（1912），Jespersen（1922）（钱军1998）。1923年，Malinowski从人类学的角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三大功能：活动功能（Active）、叙述功能（Narrative）和巫术功能（Magical），他还提出了"意义即为语境中的功能"（meaning
asfunctionincontext）的思想。同年，Mathesius提出了二功能说，即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际功能（Communicative
function），表现为两种情况：单纯的交际，如传达信息；表示呼吁，如要求、命令。Mathesius（1975）后来仍然坚持这一观点。
从1934年起，心理学家Büler从心理学的角度区分了语言的四种功能：表达功能（Representational）、表情功能（Expressive）、意欲功能（Conative）和所指功能（Referential）。布拉格学派的Mukarovsky在Büler功能说的基础上补充了语言的另外一个功能：美学功能（Aesthetic），亦称诗歌功能（Poetic）。
受Büler思想的影响，布拉格学派在《论纲》（Thèses）中阐述了语言的两个基本功能：体现智能言语活动的社会功能及体现感情言语活动的表现功能。社会功能又分为两方面，一是交际功能，即说什么；一是诗歌功能，即怎么说。布拉格学派对功能的理解与哥本哈根学派不同。前者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理解功能，功能就等于目的；后者从数学函数的角度来理解功能，功能就是严格的依赖关系（戚雨村
1997:70-4）。
1935年，Malinowski修订了他原来的提法，把语言的功能概括为两个，即实用功能（Pragmatic）与巫术功能（Magical），后来他又增补了另一功能--寒暄功能（Phatic）。
也是在1935年，语言学家Firth发展了Malinowski的思想，他指出意义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语音功能（phoneticfunction），词汇、词法及句法功能（lexical,
morphological,andsyntacticalfunction），一定语境下语言表达方式的功能（locution），以及语义范围（the
provinceofsemantics）（Firth1935/1957：33）。Firth（1957:21）还特别说明，他要做的是找出能够应用于描述特定语言的普遍语言理论，而不是去找应用于描述普遍语言的普遍理论。
1960年，布拉格学派的Jakobson在Büler的功能观的基础上将语言的功能扩展为六个：指称功能（Referential）、诗歌功能（Poetic）、表情功能（Emotive）、呼吁功能（Conative）、寒暄功能（Phatic）及元语功能（Metalingual）。他实际上是综合了Büler和Malinowski的功能观，但他提出的元语功能是创造性的。
Martinet（1962）认为，我们要区别语言的两种功能，一是语言在社会生活中所完成的功能，二是语言单位在完成交际过程中所承担的功能。第一种功能又包括交际功能、表达功能、思维推理功能、称谓功能及美学功能；第二种功能包括语言单位的作用及一定语境中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冯志伟
1987：131-2）。
受Mathesius与Büler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关注语言的内在问题，布拉格学派的Dane?（1964）、Firbas（1964）以及Vachek（1966）提出了"功能句子观"（Functional
sentenceperspective）、"话语的组织"（Organizationofutterance）和"句子的语义结构"（Semantic
structureofsentence）等（Gregory1987:95）。此外，GarvinandMathiot（1975:148-156）概括了标准语的四个功能：联合功能（Unifying）、区分功能（Separatist）、威信功能（Prestige）及参照功能（Frame-of-reference）。
笔者认为，Malinowski，Mathesius，Büler等学者都讨论语言的功能，但他们所说的功能是指人作为语言的外部观察者所能观察到的语言功能，实质上是对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用途的抽象概括。Firth接受了Malinowski的"意义即为语境中的功能"的思想，但他没有停留在语言的社会功用这个层面，他试图寻找能描述特定语言的普遍语言理论。Jakobson的"六功能说"不仅概括了语言的外部功能，他还提出了"元语功能"的概念。这些思想无疑为Halliday的元功能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Halliday元功能思想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Halliday在其早期的论文中，把及物性（Transitivity）、情态（Mood）与主位（Theme）看作"英语分句中的三种主要句法选择"（1967:199），并与认知、言语角色和信息呈现相关。Halliday（1968:207）认为，把英语系统网络分为较独立的三个组成成分为语言功能提供了句法基础。其间，他把功能组成成分称作"宏功能"（Macrofunction）。
Halliday（1969）认为，及物性包括了Vachek所归纳的"对事实的了解，语言外部现实的目标与内容"以及Dane?所说的"句子的语义结？quot;；情态、参与者间的关系（Participant
relation）以及言语角色（Speechrole）包括了Büler提出的"说话者态度"及"说话者影响听话者的意图"；主位则相当于Mathesius"功能句子分析"（functional
sentenceanalysis）中的分句部分，也相当于Dane?的"话语的组织"（Halliday1969:81）。
在1969年的文章中，Halliday把功能当作"语法的组成成分"（componentsofthegrammar），并认为语法共有四种组成成分，逻辑成分属于其中之一，逻辑选择就是说话者通过它表达"纯"（抽象）形式关系的选择，这些选择从经验角度看是过程，从语篇角度看是连接词（Halliday
1969:80-82）。大约该文发表后一年，"组成成分"被改称为"语言功能"（functionsoflanguage），包括概念功能（Ideational）、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及语篇功能（Textual）（Halliday
1970a）。该文中，Halliday认为逻辑成分的具体体现与其它成分不同，未化归"语言功能"（Halliday1970a）。也就是在1970年，Halliday讨论了功能与结构之间的关系（Halliday
1970b）。
Halliday（1973:9-13;1975a:19-21）进一步讨论了语言个体发生，通过对幼儿语言的研究，指出语言有七个微功能（Microfunction）：工具功能（Instrumental）、控制功能（Regulatory）、交互功能（Interactional）、个体功能（Personal）、启发功能（Heuristic）、想象功能（Imaginative）及描述功能（Representational）(参见胡壮麟等
1989)。随着幼儿的成长，工具功能和控制功能组成实用功能（Pragmatic），个体功能和启发功能组成理性功能（Mathetic）。随着幼儿的进一步成长，实用功能逐渐转化为成人语言的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理性功能发展成为成人语言的概念功能（Ideational），所有功能共同组成语篇功能（Textual）。
1970年至1977年间，Halliday的研究还涉及到了"潜势"（Potential）。他认为，个人能"做什么"是意义学（semiotics）*所关心的问题，能"意味着什么"是语义学（semantics）所关心的问题，能"说什么"是词汇语法所关心的问题，而个人的音"听起来是什么"则是音位学所关心的问题。Gregory指出，就象布拉格学派的学者那样，Halliday越来越肯定了"说话者为中心"，说话者既是生活经历的观察者、他人行为的介入者，也是语境中语篇的制造者（Gregory
1987:96）。这些思想分别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联系了起来。在此期间，Halliday（1975b:26）还指出，语场（field）、语旨（mode）和语式（tenor）分别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相关联。
Halliday（1978，1979）把语言当作一个意义系统（semioticsystem），是一个有两个或更多体现层的代码系统。他（1978:112-3）把功能组成成分改称"元功能"（Metafunction）。他还指出，语言有三层体现关系：由词汇语法体现的意义层、由语音体现的词汇语法层以及词汇语法层本身。在此，功能被当作"意义模式"（modes
ofmeaning）并属于意义层。Halliday修订了原来（1969）的观点，认为三个功能中概念功能包括了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从语义而不是语言的角度看，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都属于"外在功能"（extrinsic），与语篇功能相对，语篇功能是使其它功能得以实现的功能；而从词汇语法层上看，逻辑功能与其它功能不同，因为它是单变量的（univariate），"可以单独、而且总是单独通过循环结构加以体现"（Halliday
1978:170）。
这样，Halliday通过一系列著述（1978，1979，1985，1994）给我们完整地展现了他的元功能思想。在此期间，元功能包括三个方面：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与语篇功能，概念功能又包括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而且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在等级上低于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近年来Halliday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元功能思想。Halliday（1996:1）说，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的语言，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的语言，语言学则是关于语言的语言。关于语言的语言就是元语言。那么怎么能够区分元语言和语言呢？换句话说，怎么能把现象与关于现象的理论研究区分开呢？他认为这是个不小的问题。他还指出（1996:
7-8），元功能的相互依赖对语言演化、语言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概念动能中，语法把人类存在的物质条件转化为意义。去"认识"事物就是去把它转化为意义，我们所说的"理解"就是这种转化过程。交际目的是在人际交流中通过交际得以实现；同样，人际关系是在构建概念（经验）的过程中通过概念构建得以制定。这样，每一个"意义行为"都同时涉及对世界的讨论以及对世界中的人产生作用。
Halliday近年来在科技语言与语法隐喻方面做的研究也体现了他的元功能思想的进一步完善。Halliday（1998:185-235）指出，每一种语言的语法是人类经验的理论，这是反映功能（Reflective）；每一种自然语言的语法也是人际关系的制定，这是活动功能（Active）。这两个功能相互依赖，反过来由第三个功能，即推论功能（Discursive）实现。他进一步把语法的元功能框架用图概述如下：
(reflective)(active)(discursive)seenfrom’above’ideationallogical
experientialinterpersonaltextualseenfrom’below’iterativeconfigurational
(factivestructures)(segmental,prosodic,periodicstructures)
图1语法的元功能框架
图1表示，反映功能与逻辑功能和经验功能（合为概念功能）相对应，活动功能与人际功能相对应，推论功能与语篇功能相对应；而逻辑功能体现的是词汇语法层的迭代反复（iterative），具体表现为语句结构；经验功能、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体现的是语句的配置（configurational）。该图表明，虽然Halliday还坚持用概念功能概括逻辑功能和经验功能，但他已经把逻辑功能、经验功能看作与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同级的元功能。
HallidayandMatthiessen最近著的一书（1999）的主题则是人类如何构建对世界的经验。经验的构建通常被当作是通过概念化的分类、图表、文字等艺术形式表现的知识来实现的。在此，Halliday
andMatthiessen把经验当作意义而非知识（notasknowingbutasmeaning），经验是构建于语言中的某种东西。换句话说，他们关心的是人类经验如何构建为一个语义系统。由于语言不仅在储存和交换经验中起重要作用，还在构建经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就成为阐释经验的基础（the
interpretivebase）。他们认为，语言不仅构建人类经验（此时语法的功能是解释，将经验转化为意义），还构建社会秩序（此时语法的功能是制定，通过意义形成秩序）。语言的功能语境分为两大类，一方面，语言构成人的经验，在这点上，语言的功能是构建；另一方面，语言构成人类之间的关系，在这点上，语言的功能不是构建，而是实施，实现社会交往。而语法使这两种意义模式融为一体。这与Halliday早期的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早期的研究中，他认为语义的抉择，尤其是属于人们相互关系的诸如称呼、礼仪等（即人际功能）所标记的不仅是个人，而且是社会集团。他最近这些思想是他早期思想的进一步抽象与升华。元功能不仅可以用来解释语言本身，还可以用来描述人类对世界的经验，解释人类经验的构建。
4.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对元功能思想的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语言学确实是以结构、系统和功能这三个基本概念的全面发展为特点的。西方系统功能语法学者Fawcett，Matthiessen，Martin，Gregory，Butler，Lemke等和东方（如中国和日本）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者对元功能思想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限于篇幅，以下我们只对西方几位影响较大的学者的研究作一概述。
继Halliday后，系统功能语法学家中较早探讨元功能问题的是Fawcett。Fawcett（1973a，1973b）在元功能上与Halliday有两点不同：Fawcett所指的系统网络只限于语义学，他认为语言有六个元功能。这六个功能是：经验功能（Experiential）、逻辑功能（Logical）、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表情功能（Expressive，又称态度功能Attitudinal）、主位功能（Thematic）及信息功能（Informational）。Fawcett（1980）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他把语言学当作"原则上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1980:4）。他划分功能的标准似乎是不同的意义类型，而不是"横组合"或"纵聚合"关系。这样，他提出了八种功能组成成分与三种附加组成成分。八种功能成分分别是经验功能（Experiential）、逻辑关系（Logical
relations）、否定性（Negativity）、交互功能（Interactional）、情感功能（Affective，指行为者的情绪）、意态（Modality）、主位功能（Thematic）、信息功能（Informational）。Gregory认为，这八种功能中前三种其实与Halliday的概念功能是一致的，最后两种与Halliday的人际功能一致，而其它三种与Halliday的语篇功能一致（Gregory
1987:99-100）。Fawcett所指的三种附加成分是：推论（Inferential）、元语言（Metalingual）及话语组织（Discourse
organizational）功能。Gregory认为，Fawcett的这种做法缺乏概括性，因而他不可能象Halliday一样宣称所有的句子都可以用所有元功能加以解释；Gregory还认为，Fawcett的观点既有系统语法的一面，又有乔氏语法的一面，理论定位较为模糊（theoretical
ambiguity）（Gregory1987:99）
我们认为，MatthiessenandNesbitt（1996）对元功能思想的探讨对Halliday（1998）元功能观的修订有一定影响。Matthiessen
andNesbitt（1996:39-84）把四个功能放在一个平面来考察，并没有将经验功能与逻辑功能当作等级上低于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功能。他们认为，对于所给定的体现范畴，如名词格，它既可以在一个元功能内起作用，也可以与其它功能结合而发生作用。梳理清不同的元功能视角，我们就可以探讨它们之间相互协调的程度有多大。这样元功能在语言系统中可以梳理为下图所示的情况：
instantionstratificationrankpotentialsemanticsAXISmetafunctionsystem
logical？instantial’caserankingsystem’
图2元功能及语言系统
图2表示，语言系统可以分为六个轴，在级阶（rank）轴上有小句与词等单位，在精密度（delicacy）轴上有语法和词汇等单位，在系统轴上有系统和结构等单位，而在元功能轴上则有人际功能、语篇功能、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这几个轴有机地形成了语言这个"轮子"及其运转。
Gregory也是较早研究语言功能的。Gregory（1967），GregoryandCarroll（1978）利用situation和context这两个概念来描述元功能思想。他所指的situation是"对语篇外特征的研究"，context指"语篇特征的相关性"（Gregory
1967:178），由此便有"意义范畴"（situationalcategory）与"语义范畴"（contextualcategory）这两个概念。Gregory认为区分意义范畴与语义范畴是有必要的，因为这能够解释"功能语旨"（functional
tenor）和"个人语旨"（personaltenor）都是"语旨"。无论是功能语旨还是个人语旨，它们都是意义关系（semioticrelationship）的语义反映（semantic
reflection）（Gregory1967:182-3）。后来，Gregory进一步指出，依照个人语旨与功能语旨的不同，元功能分为四种：经验功能、语篇功能、人际功能以及多功能功能（Multifunctional）。人际功能与个人语旨相对应，多功能功能与功能语旨相对应。在词汇语法层上，经验功能的典型体现是"及物性"（Transitivity），语篇功能的典型体现是"主位/信息"（Theme/Information），人际功能的典型体现是"情态/意态"（Mood/Modality），而多功能功能的典型体现则是多种多样的（Gregory
1987:101-2）。后来，Gregory（1988:315）认为语言可能有以下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以及礼貌功能（Polite
function）。
Martin（1980/81:1）指出，把系统置入某一种元功能组成成分没有充分必要的横组合或纵聚合关系方面的理由。他把元功能解释为"对英语分句系统中纵聚合组合的经验判断"，并且认为它是共时的，限于特定的级（分句），并在词汇语法层中封闭的系统内进行。他认为，元功能的概念是通过类推扩展到意义类型、语法级和词汇语法层，且一旦扩展后就不能用理想化语法加以检验。Martin（1987:26）后来指出，层次语法学家（stratificationalist）没有严格区分等级（Rank）与元功能等概念，因此在构建解释模式时分三个以上的层次，他们并没有在描述中区分纵聚合关系和横组合关系。最近，Martin指出，语言学家通常更关注在某一真理体系中强化某一视角的"正确性"，而把与该视角相对的不同观点当作"错误的"观点；语言间的多样性被广为认同，而元语言间的多样性则未得到应有的关注（Martin
1996:323）。
受Leech（1983）的影响，Butler（1996）对元功能作了一番新的解释，其核心是基于纵聚合选择的系统语义学。与Leech的模式相比，Butler更强调环境因素的作用。Butler（1996:172）指出，Leech的语用学模式无法解释以下问题：某些情况下，表达礼貌的形式对上下文而言显得过于礼貌而被当作讥讽。他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可以对此作出解释，但只有将来的研究提供对语场、语旨、语式和语境范畴的足够界定之后才能实现。说话者有一定的交际目的要通过语言来实现，这些交际目的的实现一部分是来自语境和先前话语的结构。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说话者必须从语言的语义源中给话语选择合适的命题内容，并选择合适？quot;语义力"（semantic
force）。因此，他认为人际功能在等级上应高于概念功能和表现功能（Representational）（Butler1996:172-3）。
Lemke对元功能思想也有一些不同的见解。Lemke认为，分句或句子不仅仅是通过它在语篇中的选择来体现意义，还通过它在更大的语篇组织中的位置以及它与其它语篇间的篇际关系（intertextual
relation）来体现意义（Lemke1995a）。后来Lemke进一步指出，它们不仅仅是通过选择来体现意义，还通过选择的展开及对先前语篇中的选择的进一步发展来体现意义。这些意义是"概念-主位意义"（Ideational-thematic）、"组织-语篇意义"（Organizational-textual）和"人际-态度意义"（Interpersonal-attitudinal）（Lemke
1995b）。通过对多媒体语篇的研究，Lemke（1998:91-4）指出，我们表达意义时总是同时建构对事物的表征（presentation），并指向这种表征或其它事物，以此创建一个有关要素的有组织的结构。多媒体语篇中，每一个意义形式中每一种功能所形成的意义都能调节其它意义形式中的各种意义，因而使意义成倍增加。这使得我们能表达原来没有表达过的意义，能表达被认为没有意义的意义。每一个表达意义的行动构成意义"呈现功能"（Presentational），它解释意义参与者与过程之间的关系，这在语言中叫表述功能（Representational）或命题功能（Propositional），在视图语言中叫表述功能或图表功能（Figural）。每一个意义行动也构成了一个"导向功能"（Orientational），它不仅表达了语言使用者对接受者的导向，也表达了两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在语言中叫语用/交互功能（Pragmatic/Interactional）。每一个意义行动还表达了一个组织功能（Organizational），它在语篇空间及交流空间给整体或整体中的部分作出限定。可见，在Lemke看来，语言的三个元功能是：呈现功能、导向功能及组织功能。
5.结语
由于有Firth等众多学者的研究作为基础，Halliday的研究起点没有停留在语言在社会生活中所体现的外部功能，而是着重关注语言的内在问题，并充分考虑社会因素，由此提出了元功能思想。从1967年到1994年，Halliday一直在完善这个思想，其他系统功能语法学者都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Fawcett的"八功能说"，Matthiessen
&Nesbitt的功能级定位，Gregory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提出的多功能功能及礼貌功能，Martin的元语言间多样性思想，Butler的人际功能高于其他功能的观点等。尤其是Lemke的一些思想对元功能思想的发展有极大促进，他指出，分句或句子不仅通过选择来体现意义，还通过选择的展开及对先前语篇中的选择的进一步发展来体现意义。通过对多媒体语篇的研究，他认为每一种功能所形成的意义间的相互调节使意义成倍增加，使得我们能表达原来没有表达过的意义，能表达被认为没有意义的意义。受这些思想的影响，以1996年的一篇论文为代表，Halliday的元功能观发生了一些变化，可以说是对他的研究的一个升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i）逻辑功能和经验功能与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同级，概念功能在等级上高于其他所有功能。（ii）元功能间的相互依赖对语言演化、语言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至关重要。（iii）从语法高度概括语言的三个功能，它们分别是反映功能、活动功能和推论功能。（iv）语言构建人类经验，也构建社会秩序，而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元功能加以描述。可见，在广大系统功能语言学者的努力下，系统功能语法充分地研究了语言的内部特征和外在因素。而Halliday新近的这些思想则从更高的高度论述了语言及语言的功能，更加深入地结合了语言的内部特征和外在因素。总的思想是，元功能不仅可以描述语言，还可以描述人类经验的构建，描述社会秩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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