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发展脚步的不断加快，历史始终可以作为一个民族发展的鉴证。一秘的小编精心为您带来了7篇《近代史事件论文范文》，希望能够对困扰您的问题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摘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世界近代史学科摆脱了苏联史学体系的影响，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逐步独立和完善，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构建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与编写世界近代史教材紧密相连，教材的内容只有不断地完善和丰富，并且体现最新的研究成果，才能推动学科体系的不断发展。
关键词：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教材编写
一、世界近代史的定义
世界近代史的定义问题是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基本问题，对世界近代史的定义不同，必然出现不同的分期标准和对近代史上下界限的划分不同，也决定着历史学家对世界近代史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的阐释方式。因此，一部较好的世界近代史教材首先体现在它对该学科涵义的表述上。整体而言，世界近代史和世界史的涵义一样，都是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
众所周知，我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在建国初期全面引进苏联的体系，世界近代史也不例外。苏联体系把世界近代史界定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历史，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因此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斗争史观。现在看来，这种观点主要问题在于低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走向衰亡，反而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其实，恩格斯早在其生前最后一篇文章《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就承认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的基础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1](P.597)1978年以前，国内史学界对于世界近代史的定义，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定义，集中体现在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中，认为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开始逐渐更正对世界近代史的定义。80年代刘祚昌主编的《世界近代史》称世界近代史“主要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历史”；90年代刘宗绪主编的《世界近代史》则提出，“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确立、发展和基本定型时期的历史”。后来刘宗绪先生把世界近代史又进一步概括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成熟时期的历史。”1992年，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教材《世界史·近代史编》认为：世界近代史是一部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向全世界扩张，并由之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反响的历史，也是从地区隔绝向世界形成统一整体过渡的历史。
2000年，潘润涵、林承节主编的世界史教材更直接明了，认为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世界近代史定义的认识已摆脱了传统理论的束缚，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尽管对于资本主义的命运估计不尽相同，但这些定义都肯定了世界近代史的资本主义属性，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世界近代史的核心。但也有学者认为，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不必然等于近代时期，因此主张“世界近代史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发展的历史，或者说世界近代史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世界历史。”[2](P.56)笔者认为，这种定义试图摆脱传统的以社会形态演变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模式，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世界近代史的内涵。
二、世界近代史的学科体系
我国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势。”[3](P.4)这段话深刻揭示出“世界史”是有机统一体的内涵。然而，构建世界史的学科体系并非易事。例如，20世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编写的六卷本《人类史》和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十卷本《世界通史》，尽管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但却“缺乏严密的体系，甚至给人以杂乱无章的感觉”。 [4](P.332)钱乘旦认为，历史学科体系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系统，它决定历史学家选用哪些素材来编织他对历史的陈述。体系实际上就是筛选历史的标准，通过它来选择史料、重现历史。[5](P.5)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来，并且全面引进了苏联的学科体系。根据苏联的学科体系，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始终贯穿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对立的思想。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编写新教材，重新解释世界近代史，构筑新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主要有两个：用现代化的观点解释的世界近代史，以刘宗绪主编的《世界近代史》为代表；用整体的世界观来组织的世界近代史，以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编》教材为代表。
在1999年版本的《世界近代史》中，刘宗绪先生从现代化的观点重新解释和组织了世界近代史。这个体系的编写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以工业化为主线，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充分的体现了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变革的决定作用。按照生产力标准，该书将世界近代史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手工工场时代（17世纪到19世纪初）、蒸汽时代（19世纪初到70年代）及电气时代（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这本教材采用的三大分期法的新体系，使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论述，避免了以往教材以某个事件为中心和基本上按国别史单线条进行叙述的传统模式，更清晰的勾勒出世界近代史的全貌。
钱乘旦也主张用现代化的观点构建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他在《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一文中认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主题是现代化。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体系，世界近现代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现代化的准备、现代化的起动、现代化的发展、现代化的全球扩张和现代化的转型。在这五个阶段中，世界近代史就占其中的前四个阶段。因此，现代化是世界近代史的主题，也是构建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的主要依据。李其荣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卷）》就是以现代化为视角编写的教材，阐释了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主线、工业化为基础，推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封闭型的农业社会向开放型的工业社会转变，资本主义经济由局部地区向整体世界扩展的历程和规律。
摘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全面入侵与掠夺，文化作为一种特殊形态，中国的民族文化本身是不是与本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一样遭到了侵略，以及怎样认识西方列强利用文化工具对中国侵略的种种，是一个亟待厘清不同方面。
关键词：侵略 文化侵略 文化渗透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一章“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第一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系统阐述“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势力对人民的压迫，是近代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其中在书写文化部分时，出现了概念逻辑模糊，以及概念与史实逻辑的混乱。
一、“侵略”与“文化渗透”的概念逻辑与史实逻辑
《纲要》教材在书写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分成几大部分：“一、军事侵略。二、政治控制。三、经济掠夺。四、文化渗透。”其中的“文化渗透”，不仅出现与章节整体内容概念逻辑模糊，还出现了与史实逻辑的混乱。
（一）“侵略”与“文化渗透”的概念错位
《纲要》第一章第一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涉及到文化方面的概念有“侵略”、“文化渗透”以及衍生出的“文化侵略”。“侵略”，传统意义上是指通过各种非正常的手段侵略别国的领土、主权，掠夺其财富，奴役其人民等。教材在阐述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分别罗列了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其中，“文化渗透”就形成与其它各方面的并列关系。这样，“文化渗透”在这里的地位自然容易被等同成“文化侵略”。虽然教材没有使用“文化侵略”一词，也表明教材写作者对文化侵略与文化渗透的区别理解可是。在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很多教师都使用了“文化侵略”的概念，甚至还有直接呼吁教材把“文化渗透”改成“文化侵略”。
“文化侵略”在学界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概念。文化侵略行为必定是带有强制性的，必定是会对被侵略国人民的情感和文化造成巨大伤害的。而文化是无形的，它包括整个生活方式、信仰、态度、取向、价值和哲学等，文化的全人类共性与文化的民族个性这些特质使得一方面各国各民族之间是可以进行文化沟通的，同时不同的文化体系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一个民族建立了一种高于或者不同于当时社会普遍文明形态的文化时，她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特质，这种特质与外界多元文化交流过程中主动或被动走向更新的文明。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人类文明积累的长河中的稳定性最为明显，不会轻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文化侵略的界定是一个难上加难的学术命题。
“文化渗透”，是指一种文化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法进入到另一种文化内部，对其发生影响和作用的过程。每个国家的民族文化都包含具有一定特质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宗教信仰、民族性格、行为准则等，文化传播导致文化渗透，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规律。有学者指出文化渗透是指相互的或双边的文化涵化，也即是两个当事的文化群体彼此影响的文化涵化状况。物质资源只能互换，文化的内容与文化中的人文价值，却可以通过相互渗透实现共享。因而，教材中把“文化渗透”与各种外来“侵略”在概念逻辑上等同，是错位的。
（二）“文化渗透”与“侵略”的史实逻辑混乱
教材阐述“文化渗透”其一，“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主要内容之一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对传教士的指责大致而言，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1、传教士搜集情报，进行间谍侦察活动。2、传教士参与随军活动，担任英军翻译。传教士受雇于入侵的军队成为情报官，那他的主要职责自然是搜集情报，这是不争的事实。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和缔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与传教士的政治立场有关，与宗教本身无关，更与文化本身无关。此时他的身份是军中情报官，而非传教士。
教材阐述“文化渗透”其二，“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主要内容“外国教会中的某些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它们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我们不否认教会中的“某些势力”利用办报纸杂志制造一些侵略言论，而同时教材重点提出来一个典型人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以及他主持下的____在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说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李提摩太在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序言中说，‘泰西各国素以爱民为治国之本，不得不藉兵力以定商情’。‘然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故每有边警，偿银割地，天实为之’”。仅就这样的描述，这里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完全成为一个负面文化人物，与真正的人物之间有很大差距，容易造成读者对他的误读与误解。（后文再述）从蔡尔康在《马克思主义最早由传教士翻译引入国内》一文中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是迄今所知中文报刊对马克思及其言论的最早介绍。该文译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大同学》译自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明颉德的《社会演化》一书，由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译。可见《万国公报》传播文化思想的一斑。
二、如何认识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利用文化工具对中国侵略
第一次鸦片战争既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又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冲突。文化具有多样性与民族性的特点，不同文化体系的矛盾、冲突，尤其是作为文化制度层面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一直是影响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人类社会早就存在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怎样看待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传播、渗透与侵略，是需要审慎的甄别与厘清的。
1、外来文化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体起了积极作用
国内对近代西方列强侵略时外来文化传播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写在书籍上的通常看法是：西方野蛮的殖民行径往往被赋予神圣的文化光辉，殖民主义者往往在殖民侵略的同时，推行西方的文字、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法律制度何宗教，并通过创建学校、开办医院和慈善机构进行文化侵蚀，进而实现对附属国社会肌体和内脏的彻底改造。这样大而化之的论述，忽略了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民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也忽略了民族文化以此文化特质对外来文化具备的兼容并蓄的强大功能。
按照现代文明法理，在不侵犯他人正当权益的前提下，任何宗教组织或神话人群都有自由传播自己思想主张并结合为一定形式之社群的言行权利，也同样有建造相应之宗教与神话建筑的权利。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传，与西学东渐等等文化文明传播联系在一起，教士们为中国走向文明进步，对中国的近现代化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就拿传教士办学来说，历史资料显示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教材中提到的广学会，历史资料显示从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她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其中的《万国公报》介绍西方最新知识和思潮。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题目从宣教一直到法律、商业、政治、经济、哲学、家政和缠足的罪恶等，超过二千种。李提摩太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其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二十多种。其中《泰西新史揽要》，内容是十九世纪欧美各国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三万部，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李提摩太在太原府，每月举行一次科学报告会，并邀请官吏和士绅观看其科学演示。他还不失时机地晋见各级官吏，讲解世界地理、宣传变法主张，劝其建铁路、开矿藏、以养民富国。他主张改革先从统治阶级入手，“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他还一再强调要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另外，近代史上外来文化传播的积极范例应为“庚款兴学”。1908年10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朝政府在最初的四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一百人。如第四年派足四百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五十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须“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其中，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并责成清廷外务部在北京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一国的外交行动是否侵略，应依据它是否损害了另一国的主权和利益。史实证明，美国政府决定有条件地拿出庚子赔款部分资助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庚款兴学没有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反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2、某些充当侵略中国急先锋的传教士其行为与宗教无关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分为两种：一部分是想将“上帝的福音”传到中国，真心真意的想帮助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另一部分则是为殖民者服务，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后者在本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认同的行为准则并不是宗教而是国家的召唤，是与国家政治利益紧密联系一起的。
教材中叙述说“比如，1832年德国____传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鸦片战争期间，他不仅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在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县时担任民政官，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供了有关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详细的北京地图。在1860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条约的法文原本上所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分析这些史实，应该清楚地看到其一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和缔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在语言翻译其次是在从事间谍侦查活动方面，他们并不是各国侵略中国的策划者组织者及主力军。其二某些或个别传教士的政治立场和行为，不应该是基督____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造成，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绝非来自基督信仰，而是在特殊时刻他们选择了臣服于国家政治利益。
如果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外来文化对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侵略，应该是许多学者认同的20世纪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从方针方案政策途径和方式对中国造成的文化损害。历史资料显示仅在东北以外中国其他各沦陷区，日本人全面控制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主权，并要求按照“皇化教育”的理念实施教学，还在一般学校之外开设了大量专门的日语学校，试图通过日语学习来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日本还十分重视利用宗教文化为侵华服务。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道，在鸦片战争炮火的轰击下，中国于灾难痛苦中逐渐被纳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轨道。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方文明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与碰撞，继而中国近代中国社会掀起了一浪又一浪变革的大潮。
《论辛亥革命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我国的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确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开创了工业化、民主化、法制化的道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沿着这个道路前进。辛亥革命还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骨干力量。这些都对我国的历史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辛亥革命；当代社会；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至今已经过去了100多个年头。它一举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对整个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以后的中国社会的进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一颗石子投入水中，激起的波纹会传至很远，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已经过去100多年的辛亥革命产生的种种影响。
一、辛亥革命确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中国的这片土地，孕育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在世界各民族中居于领先地位，是世界各国争相崇拜、学习的对象。可是自明清以来，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越来越束缚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中国在不自知的状态下渐渐地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天朝上国”的美梦被彻底打破，列强接踵而至，整个中华民族遭受“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甚至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采用共和制的南京临时政府，从此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程。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革命实现了“驱除鞑虏”的目标，结束了民族压迫的历史，建立了各民族平等发展的格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种民族平等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我们所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体现。在这种民族平等的形势下，各民族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时至今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中国在世界上综合国力和地位已经实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中华民族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辛亥革命最早树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接下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则接过了这面旗帜，今天的我们，则在继承辛亥革命精神的基础上，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而奋斗。
二、辛亥革命开始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有过洋务运动等一些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时期，但是从未正式开始过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发动民众展开工业化的浪潮。辛亥革命为中国工业化开辟了道路，据统计，1911年，全国共有近代工厂615家，资本总额23258万元，其中中国人办的工厂有521家，资本为13232万元，占总资本的56.95%。民营工厂419家，资本8855万元，占总资本额的38.12%。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尽管由于当时的革命势力不够成熟，随着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工业发展的势头也逐渐消失，但是辛亥革命引领的工业化浪潮为后世做出了一个表率，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今天，我们的工业化已经具备了雄厚的规模和基础，而工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又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近代以来的倍受欺凌，“产业兴国”的概念已经深深扎进了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新中国成立后，工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所有人民的共同努力奋斗下，建立起了中国的工业体系，正是这些扎实的工业基础保证了我们今天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三、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将封建的国家机器打得粉碎，政治制度的变革带来了社会意识的巨大变化。传统的“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被否定，代之以“民主”、“共和”的新思想，开启了民智，从此将民主共和的思想深深扎根进了中国人的心中，从辛亥革命起，各种封建复辟没有任何一次成功，中国人从此开始了进行民主道路探索的过程。
在经历了袁世凯的篡夺胜利果实、北洋军阀的割据混战、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之后，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人自己的民主制度，那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对封建思想的打击，没有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大解放，以后的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会面临更大的曲折，经历更多的困难，走更长的弯路。今天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辛亥革命引发的对民主共和道路的探索。
四、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法制化建设的进程
辛亥革命胜利，使南京临时政府得以成立，南京临时政府随即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具有宪法的性质，规定了革命政府的职能、组织形式、国家性质等一系列的问题，将革命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从而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法制建设的先河。在《临时约法》之外，南京临时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条例，禁止和废除了刑讯、跪拜、吸食鸦片、缠足、蓄辫等一系列陈规陋习，并在教育、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初步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这一系列法令条例，都为后世提供了一个蓝本，也使“法制”的观念扎根进了每个中国人的头脑中。即便是后来的军阀混战期间，北洋军阀政府仍然出于骗取民心的目的，在不断地制定新的宪法。这种对于法治的追求一直延续到今天，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直在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道路，人们的法律意识也不断增强。
五、辛亥革命培养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辛亥革命中涌现了无数的革命志士，鲜为人知的是，这些革命者中有很多位成为了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领袖。辛亥革命的枪声，不仅仅创造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也培养了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辛亥革命后，安徽宣布独立，陈独秀在安徽都督府任秘书长一职。就任期间，他在安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安徽治理得井井有条，焕然一新；毛泽东当时还是一名学生，但是革命一爆发，他就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革命军，并在军队中锻炼了自己；朱德则在蔡锷的军队中担任连长，为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入中国，他们的思想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进步，但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无疑在极大程度上震撼了他们的心灵，并影响了他们的一生。这段时间的革命经历，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增加了他们的经验，为以后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一批优秀的领袖和干部。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些人不约而同地纷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找到了拯救中国的真正法宝，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整个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
辛亥革命培养了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一方面为革命准备了后备力量，另一方面也对后来中国的历史走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天，我们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在感受到国家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我们应该感谢党带领人民做出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同时也应该想到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所曾发挥过的作用。
注释：
[1]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22.
参考文献：
[1]金冲及。辛亥革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J]。求是，2001(20)。
[2]李斌。从辛亥革命中走出来的中共领导人[J]。湖南文史，2001(5)。
[摘要]：当今社会，对各个国家来说，最主要问题还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没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外交关系，各国不能正常的发展自己的经济。中日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际政治讨论的热点。从近代到当今，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都是很复杂的。
日本和中国是两个一衣带水的国家，近年来，中日关系问题是一个敏感话题。两国的关系关系对世界各国与中日两国之间有着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谈到日本时就愤愤不平，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记住历史和耻辱，再去和平发展。
[关键字]：近代 当今 症结 中日关系未来
1 提出问题
国与国之间，合作的前提是互相收益，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主导地位，对中日的整体发展具有特别的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十多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七十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就近代史中日关系与当今中日关系之间有什么呢？
2 近代史中日关系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发生了许多事件。而许多事件也使中日关系发生着变化。
1871年9月，清朝和日本在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正式确立了对等的国家关系，中日关系也从此进入近代新阶段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群岛是日本的领土，不承认中国自1372年起对琉球的宗主国地位，宣布废除琉球国，设置琉球藩，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正式合并琉球。1874年，以台湾原住民杀害琉球人的牡丹社事件为由，日本出兵入侵台湾。1879年4月4日，日本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全吞并了琉球。
1877年，以何如璋为首任公使的清外交使团赴日，1882年9月正式开设驻日公使馆。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6月2日，日本内阁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协助镇压。1894年7月19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逼令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清军出境。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发布宣战诏书，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4月17日，清朝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署了《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朝鲜的“自主独立”，中国不再是朝鲜之宗主国； 中国割让其东南的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群岛和东北部的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清政府派出知府衔道员刘学洵与员外郎庆宽以“考察商务”为名赴日，相互密商结盟，并引渡康梁回国。但刘学洵与庆宽办事不力，逐告吹。
1905年12月12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接受日、俄《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所有规定，还额外给日本以某些权益。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既支持革命党也支持清王朝，图谋分裂中国。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的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致密电给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
1914年8月23日，一战爆发不久，日本对德宣战，却把矛头指向了中国。1928年5月3日，中国国民党北伐军过境山东时，在济南跟日军发生冲突，并杀害了一些日本侨民。国军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及随行17人在交涉公署被日军杀害，史称“济南惨案”。之后，日军继续增兵并占领济南全境，对平民进行了屠杀，北伐军被迫绕道北进。1928年6月3日，被北伐军击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乘火车由北京回奉天。之前，日本政府特使要求张宣布东北独立，被张拒绝。6月4日清晨，张作霖所乘专列途经沈阳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三孔桥”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成重伤不治而死，史称“皇姑屯事件”。
1930年5月6日，《中日关税协定》在南京签字。期限3年，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又规定对110种进口的日货暂不加税。1934年国民政府在《中日关税协定》期满之际，再次提高进口税税率。中国进口关税从1929年的4%增至1930年的10%，1934年又达25%。
1931年9月18日，日军借柳条湖事件向中国东北驻军发起进攻，因中国守军奉行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东三省，史称“九一八事变”。 2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3 当今中日关系
当今中日关系面临着各种低谷近期，而回头看近代史中日关系的变化，中日之间的关系能完全解决吗？能有好相处吗？这有许多问号。就当今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等事件使中日关系降至低谷。
3.1钓鱼岛事件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多年来，日本时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日本政府曾决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
自9月7日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同两艘日本巡逻船相撞以来，日本方面非法抓扣中国渔民渔船，并不顾中方十余次的严正交涉，继续非法扣押渔船船长的行径，对中日双边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钓鱼岛领土归属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在这次撞船事件上，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任由事态恶化，也是基于所谓“钓鱼岛历史上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的立场。要想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认识，首先必须正视和尊重历史的客观事实。
3.2日本篡改历史并参拜晋国神社
晋国神社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象征靖国神社是位于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北的一个神社，供奉自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帝国战死的军人或军属，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兵及殖民地募集兵，并包括14名甲级战犯，使得神社备具争议性，所以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日本历史教科书争议，指围绕日本国内历史教科书而衍生的争议。争论主要围绕书中近代、现代史等课题，也涉及日本文部科学省教科书检定与采纳等议题。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不止引起日本国内关注。周边的国家例如中国、韩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尤其关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如何记载、评价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做的事。因此，此事对中日关系影响很大。
以上两事件说明中日当今关系处在低谷，联想近代史中日关系说明中日关系处在利刃上，有点风就可能断。
4 中日关系的症结
4.1 我对这种关系的总结
中日的这种关系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在我想，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3 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 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4.2 日本认识问题的方面
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
5 中日关系展望
由于日本既是中国的历史宿敌，又是中国的心腹大患，既是世界经济大国，又是中国的近邻，既是美国封堵中国的第一帮凶和制衡中国的重要筹码，又是企图挑起争端妄图永久霸占我国领海的罪恶国家。因此，我们有必要站在亚太地缘战略的高度分析一下中日关系。
5.1 日本所处的的地理位置
日本是一个与地震共生的国家，日本地处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地震在日本人的四最怕中位居第一，地震就像梦魇一样缠绕着这个樱花盛开的国家。日本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在日本海深处，有一条巨大的鲇鱼，倘若太阳女神不满人间的统治者4 的话，鲇鱼就会翻身，地震就会爆发。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这个古老的传说， 地震改变着日本的历史和未来：
5.2 中日两争的前景展望
中日两争的前景展望，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与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之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中日两争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海底石油相当于中东的储油量，又有巨大贡献的战略价值—钓鱼岛既处在日本的海外生命线上，也处在中国海军出入太平洋的航道上；同时还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保持自身的长期霸主地位而扶日制华—紧密相联。因此，在美国的霸权还没有一定程度之前，中日两争和台湾问题都解决不了。只有当美国的霸权衰落到顾不了那么多或横加干涉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得多时，中日两争和台湾问题方可一并解决。
5.3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中日不会太平的，日本民族的劣根性及其军国主义也不会让中国太平的。在与日本的交往中，我们应时刻记住历史，以史为鉴，汲取教训。不管时势怎么变化，我们要先做应对之法，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更何况是对日本。 并不是中国人民不想友好，只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个世界并不太平，我们的国家也尚未足够的强大，我们仍需要和平的环境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警醒，这个世界没有谁对谁有多好，利益才是一切。今天是朋友，明天就可能是敌人，况且是日本。纵观古今，我们必须时刻提防日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做好一切应对，适当的强硬才是硬道理！中国的路只能靠自己走！
参考文献
【1】日本驻华使馆编：《日本简讯》，第110期。
【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8期。
【3】中国近代史纲要 高等教育出版社 。
摘 要：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两次伟大变革，其结局的巨大反差的背后隐含着有关改革成败的某些规律性结论，诸如改革的客观现实、改革的领导权、改革的战略选择、改革中的社会共识等等。在比较政治学的视角下分析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对于不断深化中国的改革至关重要。
关键词：戊戌变法；改革开放；差异性
1898年，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一场救亡图存的改革运动，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最终虽然失败了，但却预示着“亚洲觉醒”[1]的到来。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时至今日已近35年。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的生活面貌以及精神面貌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两场伟大的变革，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为改革，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有许多相同之处，同时也有显著差别。比较两者的成败因由可以从客观环境、主观领导权、战略选择和社会共识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此来发现成功改革所需要具备的规律性因素，对中国今后的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客观现实的差异性
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戊戌变法发生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内忧外患的矛盾异常尖锐。比较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国内外大局趋于稳定，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由于两者的客观现实不同，必然导致结果不尽相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和瓜分世界的斗争日益加剧。明治维新使日本让成为亚洲强国，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道路。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在打败清军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变法措施，史称“戊戌变法”。从客观条件来看，戊戌变法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首先，遵循黄炎培先生的“王朝周期律”，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2100多年间，许多王朝此亡彼兴，但都有着相似的历程，即兴盛――停滞――衰亡，最后被新的王朝所取代。清朝自努尔哈赤1616年建立后金，至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已经历200余年，即便没有外敌入侵，王朝也已走向没落。其次，清政府统治危机加剧。戊戌变法前，清王朝刚刚平息了太平天国运动，可谓元气大伤。随着甲午战败，民怨四起，国内动荡的局势日益加重。最后，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深。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社会逐渐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至甲午战争后，大量的割地与赔款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总之，戊戌变法前的客观环境决定了变法很难获得成功。
与之相反，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开放则是另外一种景象。新中国成立后，经过5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国民经济得到了极大地恢复。但到了70年代末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消极现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盛行。面对亟需改善的国内状况，1978年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大胆而勇敢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成功地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戊戌变法相比，改革开放处于一个较好的客观环境下。一方面，同理“王朝周期律”，改革开放发生时新中国政权刚刚成立30年，正处在一个国家政权的上升期。虽经历了““””的动乱，经济水平有所下降，但整体政局稳定。另一方面，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面临外交范围的挑衅，但敌对势力的侵略和强占已不复存在。从50年代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到60年代“两个拳头出击”，再到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政策，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中日等关系改善，由此可见中国已经为改革扫清了所有外患障碍。可以说，良好的客观环境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因此，从改革的客观现实看良好的客观环境是改革成功的前提。作为改革的领导者和执政党，应尽可能地使改革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并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这样改革的领导者才能对社会的主要矛盾有更为清晰的定位，才能为下一步实施改革创造可能性，而不会造成失控的局面。改革开放便很好地利用了这一优势，从而使改革在可控的轨道上稳步前进。
二、领导权的稳定性
任何改革都需要掌控者，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也不例外。历数历史上成功的改革，不仅仅需要统治者对改革过程的掌控，而且还需要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但在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都主张变革的前提下，变革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领导权的稳定性。在这方面，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也有明显的差异。
戊戌变法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领导权的不稳定造成的。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上京举人1000余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反对《马关条约》，史称“公车上书”[2]。“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并将光绪皇帝推向了历史洪潮的前台。但戊戌变法仅仅一百天便被慈禧太后派兵镇压，最终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失败的如此迅速与领导权的不稳定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们并没有真正掌握实权。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们，他们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维新派们认为“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顺而难”。至于光绪皇帝手中并无一兵一卒，实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最终变法失败更加说明了改革的领导者如不能掌握实权改革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戊戌变法受到了中央顽固派和地方实力派的阻挠。光绪皇帝将改革的重任交给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但这些知识分子却毫无任何政治经验，并不懂得官场的游戏规则，而他们的思维方式又非常激进、大胆，这就直接导致了改革一定会触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势必联合起来对付维新派。
与戊戌变法不同，1978年的改革开放，建立在共产党的稳健领导基础上。首先是以共产党为执政党的国家领导集体，他们深刻意识到若不及时主动进行改革，中国将无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机遇和挑战。1978年，邓小平在不同场合17次明确谈到“改革”，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同年10月，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谈到了我国“实行开放政策”。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在讲话中把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政策。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在厦门考察时，明确提出和使用了“改革开放”一词。“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3]。可以说，改革开放的领导者们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和紧迫的历史责任感，领导核心一致主张改革，这为维持领导权的稳定奠定了前提。其次，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之处还在于执政党始终没有放弃自身的历史责任与政治责任，发挥了执政党在改革进程中的历史主动性，确保了改革领导权的稳定性。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4]。最后，改革开放的领导者威望甚高，对社会下层的可控性也更强。改革开放时新中国刚成立三十年，虽经历了若干挫折，但人民群众对领导者的信赖度很高，人民群众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国力必将走向复兴。这些因素，都使得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置于执政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保证了改革政策的实施。
由此可见，要在一个大国推进改革必须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领导权的稳定性。没有一个坚强的致力于改革的领导集体，就无法设想结构性的社会体制变革。在当代中国，要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是长期以来中国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比较百年前戊戌变法最大的政治优势，就在于当代中国有一个政治威信高，动员能力强，不断创新的执政党。
三、战略选择的系统性
改革的系统性，决定了改革不仅是某一领域的改革，势必涉及多个层面。如果改革领导者无法对一国的全局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必然导致改革无层次无重点，那么改革的失败可想而知。
戊戌变法之初，面对急需变革的中国社会，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当时社会整体状况没有清醒地认识和完全地把握之前，在短短100天的时间内促使皇帝推行了300多道改革的命令。这样的改革更像是一种乱枪打鸟的“顶层设计”。但与真正意义上的“顶层设计”不同，戊戌变法只有顶层决定性，没有应有的整体关联性和可操作性。一方面，这些改革命令虽然范围很广，但相互之间没有关联。顶层设计强调设计对象内部要素之间围绕核心理念和顶层目标所形成的关联、匹配与有机衔接，而戊戌变法颁布的指令虽然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多个方面，但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关联，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改革核心。另一方面，当时变法的推动者并不了解社会底层的状况，只是一味地在政权顶层推行变法，变法的诸多命令根本不能在社会中间得到广泛实施。而推广实施作为“顶层设计”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在戊戌变法当中恰恰没有体现。随着变法推行的命令增多，触犯的利益也越来越多，最终遭到了当权者的镇压。
反观改革开放，执政党在改革之初并无特别清晰完整的改革策略，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都是慢慢在实践中确立。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1978年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到党的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不仅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更加明确了改革的基本方向。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3]。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随着改革的深入，从秉承“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到逐步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布局改革，从1979年开始试办经济特区到1992年正式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改革开放在实践中稳步前进。这样，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直接目的，以改善人民生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的全面改革战略就逐渐形成。
比较而言，我们可以得出：改革需要执政党和领袖对本国国情有清醒的认识，并以此为出发点选择一个改革的重点，围绕这个中心实施下去，这样才能达到改革所需要的目的，才能为全面完成改革提供可能性。反之，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这些改革措施又不能得到系统的执行，这样的改革不仅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还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大的危机。
四、社会共识的重要性
戊戌变法与改革开放同为政治学中的改革范畴，结果却截然不同。我们不得不反思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性就是改革所需要的重要社会资源――社会共识。历史上许多改革之所以步履蹒跚，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社会共识在不断流失。在这方面，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也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反差。
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是在没有社会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当权者内部之间没有形成共识。戊戌变法表面上的推动者是维新派和光绪皇帝，但实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作为传统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慈禧太后从早期对变法的默认到后期的反对，无不体现了当权者内部的混乱，直接导致了变法的失败。其次，地方势力派与皇族势力互不信任。戊戌变法的某些措施触犯了地方势力派的利益，他们竭力反对变法。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皇族势力，虽主张变法但碍于手中无实权得以实施，地方势力与皇族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戊戌变法并没有赢得社会底层广泛劳苦大众的支持。其一，维新派自身为了抵制“揭竿斩木”之“忧危”，他们害怕革命，主动抗拒群众，使变法运动无法建立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其二，作为“顶层设计”的结果，当时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受限于自身教育水平与当时的舆论环境，不清楚甚至不知道变法。总而言之，1898年的“戊戌变法”由于社会共识积累不足，注定是一场不会成功的维新运动。
反过来看改革开放，社会共识的不断累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战略抉择。首先，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改革伊始就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直接目标的经济建设上来，这就使改革开放主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其次，客观公正地处理了““””时遗留的历史问题，尤其对毛泽东等上一代政治领袖的正确评价，使人民大众的凝聚力得到加强，更加坚信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改革会取得成功。这是社会共识的又一次显著提升。最后，执政党注重了改革开放中“开放”的观念，主动让国民了解西方先进科技带来的巨变，让民众和官员自主地意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促成他们改革上的自觉性和紧迫性。当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措施已经影响到了社会共识，这无疑对执政党敲响了警钟，是今后必须引起重视的地方。
可见，社会共识是一个国家推进改革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之一。卢梭有一句名言：“只要谈起国家大事时，人们说：‘那与我有什么关系’。那么可以断定，这个国家就算完了”。积累社会共识需要执政党和人民大众的共同努力，并十分审慎地加以维护。作为当代的改革，我们应进一步巩固并积累社会共识，让人民大众意识到社会共识的重要性，唤醒民众的觉醒，只有这样中国的改革才能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取得成功。
综上所述，以比较政治学的观点分析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差异，我们不难看出改革中的某些规律性的因素，诸如：良好的客观环境是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因此应尽可能将改革控制在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之中；稳定的领导权是推行改革成功的有效保证，需要将自上而下的稳定领导与自下而上群众参与进行有机结合；系统性的战略选择是对改革的整体把握，改革的战略选择应该具备一个明确的中心并得到系统的执行；社会共识是改革成功应具备的群众力量，所以必须做到在争取和累积社会共识基础上进行改革等等。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截然不同的结局，我们都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找到答案，从而得到合理的解释。
纵观新时代的中国，由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必将延续下去。指出：“应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5]。可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应审慎地对待以上概括的重要政治经验，在今后的改革中继续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的改革开放必将越来越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67.
[2]黎仁凯，主编。救亡图存的近代化改革进程[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71.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7，373.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67-268.
[5]。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脚踏实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R]。湖北省领导干部座谈会，2013.
摘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化。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
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
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走私贸易，让接连遭受1825年和1837年经济危机的大英帝国尝到了不小的甜头，源源不断地白银流入大英帝国的国库，正如梭伦所说：“财富催生饱腻，饱腻催生暴行”，大英帝国迫不及待的将侵略的坐标插入了中国的版图之上。与此同时，国库的亏空严重地影响了大清帝国的收入，军备海防废弛，政治腐败，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鸦片，但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利用行贿和走私等手段，继续罪恶的鸦片贸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官员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1]
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2]。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G.Elliot)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
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侵略者借口此事件进行干涉并伴以武装挑衅；同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派葛罗(Baron.J.B.L.Gros)率军来华，暗中与英国侵略者结盟并联合美俄构建了四国联合战线。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广州；1858年5月，侵略军攻陷大沽、天津，此时侵略军的炮筒直指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急忙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别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11月8日，英法又逼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如此顺利而不加条件反对的签订条约，让英法侵略者的贪欲无限的膨胀，1859年6月20日，英法联合发动大沽战役，这场突如其来的没来由的战役，让清军措手不及，只能被迫还击，马克思在论述这场战役是指出：“中国当局不是发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驶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3]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人性的贪念让他们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将“万园之园”化为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焚烧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4]
1860年10月，无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与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两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在清朝统治者的带领下，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千万万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命运——用枪炮和鲜血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由！
二、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两场久远的战争，中国耻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阵阵枪炮声，一声声呐喊声中拉开了。
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
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
早期，清政府对西方各国基本上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当英皇派遣使团出使中国，试图与清政府建立相对开放自由的贸易关系是，当时执政的乾隆皇帝一口回绝，理由倒也简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5]
可是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更有一些殖民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6]咸丰九年(1859)，在海关司税李泰国的紧逼下，清廷将总税务司升格为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并委任李泰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这位大英帝国的海关代表，不仅“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最大权利，还在其任期内将司税改为税务司，税务司的实际地位就相当于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长官。此外清廷的海关系统还包括：海政局、同文馆和邮政局。
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
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即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
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均为官僚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兴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包含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7]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
（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到清朝也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在国家的整个经济部门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8]
1840年后频繁的国内国外战争，不仅耗空了国库，而且让各省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依赖着大量土地的小农经济发展迟缓，而耕种技术长期的落后，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曾在最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有过顽强的抵抗，但时间短收效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各国的权益扩大和侵略活动的加强，陈旧的封建经济难以抵抗强大的新兴的的资本主义，开始了普遍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是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9]
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
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轻笑开始广泛解体。（小生产与机器大生产难以竞争）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以耕织结合为主的自然经济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是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10]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农业产品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罂粟为例：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却鼓动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1856年，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3万担，烟田2303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11]粮食商品化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后，地区经济作物的广泛扩种占用了原有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该地区对于外地粮食的需求大量增加；并且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商埠经济的发展，粮食的需求量也同时大增，“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友10%增长至16%；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片，尤其是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12]
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
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饱经了109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著：《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著：《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39页。
【4】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及苏丹》，见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48页。
【5】《熙朝纪政》卷六，《纪英夷入贡》附《敕谕英吉利国王二道》。
【6】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7】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8】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9】毛泽东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26页。
【10】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1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8-464页。
【12】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论辛亥革命》
【摘要】辛亥革命刷新了中国历史，迈出了中国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并为其进程提供了一些启发、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同时因其固有的局限性而留给后人诸多教训，致使革命以后的数十年，中国的民主进程依然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关键词】辛亥革命；爱国主义；经验教训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开辟了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在今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全国各族人民深切缅怀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深切怀念在辛亥革命时期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英勇献身的革命英烈们。
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再次发动武昌起义，紧接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并宣布独立。12月2日和25日，各省代表分别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从上海赶往南京途中在常州停车，在火车站台上向前来欢迎的常州市民发表演讲，随即赴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反抗怒潮不断高涨的必然产物。毛泽东指出：“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直接采取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都有这种形式。”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爆发形式上是内部矛盾特别尖锐性的表现，实则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政治上高强压迫、经济上残酷剥削，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穷人巴造反”的铁定规律就会起作用，就会爆发革命。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仅是革命的先锋队，真正的主力军是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群众；没有全社会人民群众的支持，任何革命就会失去社会基础，也不可能成功。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完成了国家政权由传统专制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虽然群众还没有深刻理解自己对于民主国家所负的责任，不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创造一个新世界，但是民主共和已经取代君主专制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
民主理论经由辛亥革命提升到实践层面，促动了知识分子阶层的主体意识觉醒。他们成立了很多以“民主”为基本纲领的党派政团，创办了大量革命报刊，发行了不少革命书籍，向广大民众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如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辛亥革命破天荒的功绩就在于它没有重复几千年改朝换代的旧例，公开声言在推翻清王朝后建立的将是民主共和制。革命派的大力宣传使共和制的观念深入人心，此后，谁要是想在中国搞复辟，必将遭到社会的唾弃。对此，董必武明确指出：“自中华民国的名称确定以后，帝制被抛入茅坑，便再也爬不起来了。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不过百日便被迫取消。张勋扶溥仪复辟，倒得更快，段祺瑞马厂誓师讨逆，十天功夫就把北京的辫子军肃清了。无论帝制也罢，复辟也罢，都很快地塌台，这都是受了建立民国的影响”。在此之前，是人们都想不到的。七十年前，林伯渠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经常被低估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列宁对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建立高度赞扬：“先进文明的欧洲对中国的新生是不感兴趣的。4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1/4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
但是辛亥革命也有其局限性，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和魄力，这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这种勇气和魄力上的缺乏，源于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错误认识。董必武指出“辛亥革命时期的许多活动家，并不认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甚至还天真的认为，由于他们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走过的路，所以西方资产阶级会帮助他们，把中国建设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他们不相信劳动人民，并且害怕人民的革命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对帝国主义既然存在幻想，因此，他们在行动中就力求避免去触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武昌起义以后，各地革命政府为了争取外国的承认和支持，纷纷表示承认清反动政府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几乎完全没有触动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最终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孙中山在临终才深知欲达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走出了中国民主进程的第一步，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同时由于其诸多的局限性，特别是革命党人的先天不足、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所导致的民主与法制制度缺失等多方面的限制，它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__周年、并用武装革命夺取政权且已执政了60余年的今天，面对许多国际国内与历史上“惊人的相似之处”，认真研究其成败得失，防患于未然，对于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防止重蹈历史覆辙；对于和谐社会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一定会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李喜所，“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改革”，《南开学报》，05期，2001年。
[2]范忠程，“毛泽东与辛亥革命”，《中共党史研究》，06期，2001年。
[3]何振东，“辛亥革命的史碑──改朝换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03期，2001年。
[4]戈晶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__周年”，《党史纵横》，04期，2001年。
[5]潘海涛，“论辛亥革命难以完成反帝反封的历史使命”，《长江论坛》，05期，2001年。
[6]周良书、汪华，“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江海学刊》，05期，2001年。
[7]邢金娥，“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教训与启示――纪念辛亥革命__周年”，《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05期，2001年。
[8]林文彪，“论绍兴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精神遗产”，《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6期，2001年。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以上就是一秘为大家整理的7篇《近代史事件论文范文》，希望对您有一些参考价值。
